网友张全成先生在针对拙文《“不动心”的哲学研究 ——在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60年发展创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要点）》所发表的评论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公司里可分为决策层、经营层、执行层，劳心者多为决策层，劳心者多为执行层，那么经营层应该属于劳心还是劳力者呢？”张先生这个问题也是我思考过的问题，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中我还提到了这个问题，并以宋江为例来说明之，这里再略予补充和扩展，以复张先生。

宋江既是政治家，也是管理者，政治家与管理者与劳心者、劳力者都不同，劳心者是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劳力者是专门从事物质生产的，而政治家与管理者则是劳心与劳力兼而有之，其作用在于通过处理和协调劳心者与劳力者的社会关系来协调社会共同体或社会集团内部互有分工的劳心与劳力两种活动的关系，实现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活动的统一，即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结、相互贯通、相互转化。就梁山宋江集团而言，其劳心者以吴用为代表，其劳力者以李逵为代表，前者“出智”，是这个集团军事战略战术知识的来源，后者“出力”，是这个集团军事战斗力的来源，唯其二者各司其职，并忠于自己的职守，这个集团才有可能成为一支对其敌人构成有效威胁的军事力量，但是，这种可能性要变成现实性，就不能离开宋江的作用。宋江在这个集团中的作用，恰恰就在于把以吴用为代表的专门“出智”的人和以李逵为代表的专门“出力”的人联结起来，使这两种力量能够形成良性互动，从而使它们能够成为一支有生的军事力量。倘若离开了宋江（政治家、管理者）的作用，吴用之类的人就无用智之地，而李逵之类的人就只是些散兵游勇，这两种人都不可能成为一种有组织、有实力的军事力量。

我强调学者要“不动心”，就是在于强调我们这些学者作为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出智”者要忠于自己的职守，如果把我们比作吴用的话，就是我们既不要有心去做李逵（劳力者）之事，也不要有心去做宋江（政治家、管理者）之事，只要专心于做好吴用（劳心者）之事就行了。当今中国学者，目睹有大钱的“李逵”们和既有大权又有大钱的“宋江”们，就不安心于自己的“吴用”之事了，总想着自己也要去当有大钱的“李逵”或有大权又有大钱的“宋江”，而在不能实际成为这样的“李逵”或 “宋江”的情况下，则以“李逵”之心或“宋江”之心来谋“吴用”之事，说实话，如今大多数中国学者就是处在后一种情况下，而且更多的是以“宋江”之心来谋“吴用”之事的，如此又怎能成“吴用”之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