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黄玉源教授《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丑陋 》的回应

 

黄玉源教授以《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丑陋》对拙文《丑陋的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了商槯性意见，我读其文，只觉得其中只有一句话“周老师，你可能会承担较大的负疚感”是我所不同意也不能接受的，其他观点都同意或可以接受。为什么单单这句话是我所不同意也不能接受的呢？因为“负疚感”是产生于自己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情或说了对不起别人的话，但我那篇文章任何人看了都不会认为我是做了对不起包括本人在内的知识分子的事情或说了对不起他们的话。

 

我那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中国知识分子有其丑陋的一面，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其丑陋之处。在这里，所谓“中国知识分子有其丑陋的一面”，不过是说明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已。如果这话是不符合事实的，那末我可以反过来问：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其丑陋的一面，这是事实吗？就是以黄教授文所说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勤劳的，能吃苦，勇于挑起国家赋予的重任。这些都是很优秀的品质”这一事实，也并不足以证明中国知识分子就没有其丑陋的一面，从而就也不足以证明中国知识分子有其丑陋的一面不是事实。

 

我那篇文章的题目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确实有其丑陋的一面”这一事实放大的结果，旨在提醒包括自己在内的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不要“成天自以为是”（其文原话），总觉得这个社会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是外在于知识分子的，或者认为只是除了自己以外的某些知识分子的问题。如果按黄教授的观点，把那文章的题目改成“部分知识分子的丑陋心理” 或“部分知识分子的丑陋一面”，这样也不是不可以，但从其可能效果上看，我以为这种说法恐怕只是有利于知识分子中任何一个成员都把他自己排除在这“部分知识分子”以外，于是每个知识分子都可以认为丑陋的一面只存在于别人身上，而跟自己无关。所以，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实际上隐含了对知识分子丑陋一面的自我掩饰或自我逃避的意识，而这种意识恰恰就是属于我在那篇文章中所指出的“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的德性”范畴。我认为，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勇于对面现实，不仅勇于面对自身以外的社会现实，也要勇于面对自己的现实，进而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以实现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我所谓丑陋的中国知识分子，恰恰是意味着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否定。

 

当然，也许我周某人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员，是无权代表中国知识分子以“丑陋的中国知识分子”来对中国知识分子进行自我否定的。但是，既然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员，我就有权利表达对我所从属的这个社会群体的某种看法，即使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但只要这种错误的看法并不是错误在违背国家法律或社会公德，就也无伤大雅，至多只是表明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理性判断有失误，为此我可能会有“挫折感”，但绝不会有“负疚感”，因为我并不认为在“中国知识分子有其丑陋之处”的意义上使用“丑陋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语，是违背了国家法律或社会公德的。如果我确实因此而违背了国家法律或社会公德，那末我相信，不仅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根本就不会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而且柏杨先生所“可能会承担”的“负疚感”一定要比我沉重得多，因为“丑陋的中国人”不仅是指中国知识分子，而且是指全体中国人。

  

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于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陆的出版（按：笔者手头有此书之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的版本），是适应了那个时候中国大陆正在开展对于包括中国国民性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的需要的，正是这种由中国人自己来进行的这种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促进了当时正在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从而积极地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

 

而今天，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我们仍有必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开展对包括中国国民性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但是我以为，这种反思与批判不应再像过去那样，仍然是知识分子站在主体立场上把中国传统文化与“丑陋的中国人”当作异己的客体来进行反思和批判，而是应该将其反思和批判的对象本质地理解为中国知识分子自己的属性，从而由中国知识分子自己来对自己进行反思和批判。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理论，辩证的否定是事物发展的环节和联系的环节，它是通过事物的内在矛盾运动而进行的自身否定，即自己否定自己，并通过自身否定，实现“自己运动”、自我发展，这既是由旧事物向新事物转变的环节，又是把旧事物和新事物联系起来的环节。中国知识分子所当进行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应该被本质地理解为是中国知识分子实现其“自己运动”的辩证否定形式。这种否定在其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发展环节来说，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解构过程；在其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联系环节来说，它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建构过程。“丑陋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意味着基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而自觉意识到自我不足的一方面，从而把这方面作为其自我批判的对象。其自我批判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解构过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为了实现其自我发展而进行自我建构的必要条件。这与黄教授所说的“将知识分子全面丑化”可能不是一个意思，虽然我不否认这种“自我解构”是包含着“自我丑化”的因素的，但也因为如此，这种“自我解构”并不是容易进行的，因为其中所包含的“自我丑化”会让中国知识分子很难堪。然而，难堪归难堪，其适当的“自我丑化”还是必要的，而且其再难堪也难堪不过“自掩其丑”甚至“自我美化”者，因其在现实挑战面前成天只知怨天尤人却不思自我进取而越来越落后于时代从而处于被日益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黄教授的文章中还提到了我那篇文章中所谓的“最先进的是知识分子，……而最反动的也是知识分子”是一种不适宜的提法，“因为最先进的是知识分子，毫无疑问；但最反动不是知识分子，如果他的身份还是与学者相关的话”，认为我说“最反动的也是知识分子”是意味着“拟将祸水往知识分子身上泼”从而“类似于嫁祸他人的做法”。我不知道黄教授认为“最反动的”具体含义是指知识分子以外的哪些社会阶层中的哪些人，至少在黄教授看来，“最反动”是与知识分子无关的，而仅仅与知识分子以外的某些社会阶层中的某些人有关，这些人的一般特性是在于他们的“身份”不是或不再“与学者相关”，至于按黄教授此说，这是否也有可能是意味着“拟将祸水往非知识分子身上泼”，就不得而知了。

 

我在这里要作进一步说明的是，我在那篇文章中所说的“先进”与“反动”、“革命”与“落后”，它们都是属于历史观范畴的概念，进言之，是指知识分子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而言。知识分子在历史上所实际发挥其作用的，是知识分子作为精神生产者所生产出来的精神产品。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就是其精神产品对历史发展所产生的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我为什么说“在中国，最先进的是知识分子，最落后的也是知识分子；最革命的是知识分子，最反动的也是知识分子”呢？

 

首先是基于我对历史发展本性的看法，这种看法使我相信，历史发展是通过历史主体的自觉活动来实现的。这里所谓“自觉活动”，是意味着历史主体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一定的思想或观念指导下进行的有目的的活动。在社会分工条件下，那些指导着历史主体去创造其历史的思想或观念，无论其先进还是落后，都是由“劳心者”即知识分子提供的。按照黄教授的社会分层原则，“社会的各个界别可分为：工、农、兵、学、商、干部，也可叫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商业人士和政府工作人员”，则其他社会阶层所从事的创造历史活动，本质上都是把由“学”或“知识分子”向他们提供的精神产品从观念形态转变为现实形态的过程，即其历史活动的成果应该被本质地理解为知识分子所创造的精神产品的对象化形式。知识分子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为其他社会阶层所无可替代的作用，正在于知识分子在其他社会阶层所提供的物质生活资料和历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造着为其他社会阶层所赖以开展其创造历史的活动所必不可少的思想或观念，这种思想或观念不能决定历史是否存在和发展，但却极大地影响历史的存在方式和发展形态，它们或者积极地促进历史发展，或者消极地阻碍历史发展。我所谓“最先进的是知识分子，……而最反动的也是知识分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这里所谓“最先进”就是指最能促使历史进步的思想或观念；“最落后”就是指最能促使历史停滞或倒退的思想或观念。“最革命”就是指最能促使历史发生前进性变革顺利开展的思想或观念；“最反动”就是指最能促使历史前进性变革受到阻碍的思想或观念。

 

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将近一个世纪了，本来早就应该从马克思的历史观中把握到马克思所谓“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的，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的精神实质，从而理解到知识分子历史作用的本质。但是，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至今都难以说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在历史发展中，其他社会阶层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都是把知识分子的精神产品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的，同样的，知识分子也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其他社会阶层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的。因其缺乏对自己历史作用的这种清醒的自觉意识，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身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就缺乏清醒的自我认识，认识不到自身的历史作用的双重性——恶的作用与善的作用并存的情况。我所谓“丑陋的中国知识分子”，无非是在于突显（放大地揭示出）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所起的恶的作用，因为其善的作用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愿意也最乐于经常自我欣赏的，一如黄教授文章中所表达的那样。

 

诚然，就象黄教授在文章中所表示的那样，我们的确应该“给广大知识分子以公正、客观的评述”，但是这种“公正”与“客观”并不是意味着应该只讲其在历史上的善的作用或积极作用，而如果特别提到抑或突显其恶的作用或消极作用，那便是意味着“给广大知识分子的不公正、不客观的评述”了。其实，恰恰是为了做到“公正、客观的评述”，在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都没有自觉意识到自己历史作用的消极方面或恶的方面的情况下，才有必要特别指出其“丑陋的一面”，才有必要提出“丑陋的中国知识分子”，以便中国知识分子进行“公正”与“客观”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我在那篇文章中所特别指出的“丑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丑陋之处”，就在于“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的德性”。实际上，正是这种德性才导致了如黄教授这样的知识分子根本不愿意听到“丑陋的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的话，不仅对此极为反感和有强烈的抵触情绪，而且总是有意无意地把“丑陋的一面”归到某些特殊的知识分子身上，而且很显然，黄教授是绝不会认为他自己是属于所谓“部分知识分子的丑陋一面”之“部分知识分子”的，而且我相信，至今尚普遍缺乏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恐怕鲜有人会承认自己是属于这“部分知识分子”的。正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至今仍不敢面对自己的现实，不敢正视自己的“丑陋的一面”，所以，出身于知识分子或深受知识分子思想或观念影响的其他社会阶层的人们，自然也就难以正视自己的“丑陋的一面”，谁要是胆敢揭露其“丑陋的一面”，谁就会被认为是对被揭露者进行别有用心的“丑化”。如此，有谁还愿意去揭露其“丑陋的一面”呢？

 

然而，正如一个喜好掩饰自己缺点和不足的人是不诚实的表现，一个社会阶层也是如此，如果其喜好掩饰自己缺点和不足的，那就是其不诚实的表现。为人不诚实，就是自欺欺人。一个自欺欺人的人和一个自欺欺人的社会阶层，他们会实现自觉的“自我运动”、自我发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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