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孙蔚的交往

 

王孙蔚，字茂衍，陕西临潼人。顺治九年进士，由刑曹出为直隶知府，迁登莱青道，转督粮道。十七年迁湖北按察使。逾年，迁福建布政使，以事左迁川东道。康熙十二年移湖北粮道。十四年转提学道。十八年应宏词科试，未中。后出任川东道。卒于官。著有《轺香集》。

 

顾炎武与王孙蔚或许未曾有过直接的交往。据其《答王茂衍》称：他在“薄游四方”时，已久“闻老先生（引者案：指王孙蔚）之高名”，但一直“未敢遽投漫刺”（意指不便通书以向对方问候致意），原因是“恐涉未同之嫌”（意指因二人身份地位不同而有所顾虑——王是个达官贵人，顾自己则是个孤行于草野的布衣）；而实际上，他乃是“中心向往，愿归依于有道者”（顾视王为“有道”之人而愿与他交往）的。[1]

 

后来，他们之所以会有通信联系，是缘于李因笃与王孙蔚的关系。

 

康熙十七年，诏征博学鸿儒，李、王二人皆在被荐之列。翌年三月，他俩都参加了宏词科考试，结果李被取中，王则落选。李、王均为关中人，可能原来就有交往；同荐应试，使他们的关系又更进了一层。故当李称母老病辞官归里时（康熙十八年秋），王非但为李“谋其旅琐”（指悉心为李料理行装之类的琐事），而且还“助其跻陵”（指专程为李送行，直到送上坦途）[2]。顾炎武以此在致王的信中，称道王为“情同金石，义薄云天，非时流之可企矣”[3]。临别时，王孙蔚托李因笃代为转交他写给顾炎武的信。

 

顾炎武是在“子德自燕中西归省我于汾州天宁寺”[4]时，接到王孙蔚的“千里赐书”的；可能，他同时还接到了王写给汾州守的信（其内容可能是要让这位知州对顾炎武加以关照的意思），故在致答王的信中有“虽客西河，未晤郡守，台函相机投之”之说。此后，顾、王是否还有过书信往来抑或其他形式的交往，就不得而知了。

 

与迟维城的交往

 

迟维城，字屏万，又字誾生，广宁人。康熙十九年（或作十八年），任华阴令，历任五载。顾炎武晚年在华下常为念叨而左呼右唤一力谋之的朱子祠堂，即倡议于迟维城。其人为官，“严禁刁风，奖拔善类”[5]，故在当地颇有德名。

 

迟维城至华阴上任不多久，顾炎武曾托人以其所刻《日知录》、《下学指南》二书，送至其府上，请求正之；并附上信函，表示“尚容叩谒，以尽仰止之私”[6]。但嗣后，迟令专程来访时，顾炎武却“仅差人叩头而已”[7]，并未亲自接见。

 

后来，“乃华令迟君托人致意，谋为朱子祠堂，卜于云台观之右，捐资百金”；顾炎武“亦以鹾台（引者案：指盐运使黄斐。）之赠四十金佐之”。（康熙二十年）“七月四日买地，十日开工，中秋后即百堵皆作”。[8]

 

当朱祠即将告成时，迟维城曾致函告慰正在山西曲沃已有重疾在身的顾炎武，而炎武不顾有病在身，仍作书致答，谓：“老年台注存之雅，与建祠大事，虽病中未尝忘也。重承台札下颁，知不日告成。老年台尊儒诲学之意，勤矣至矣！”[9]

 

与熊僎的交往

 

熊僎，字匪我，号耐荼，江西新淦人（一作清江人）。顺治十六年，成进士。康熙十八年，任曲沃令。

 

曲沃县当时属山西平阳府。顾炎武曾于康熙初年到过平阳。康熙二年夏秋之际，他自汾州至闻喜，途中应该经过曲沃。次年，他又从汾州到绛州，也应该经过曲沃。康熙十六年，他由霍北道入关中，可能也经过曲沃。曲沃距离华阴约二百余公里，中间经过潼关。顾炎武定居华阴后，首次专程至曲沃，是在康熙二十年二月望。在曲沃期间，他可能受到了曲沃令熊僎非常热诚的款待，故其四月返回华阴不久乃致信熊僎，谓“且俟七月中方过沃邑，一切谢私”；又谓“中秋后拟都门一行，敝门人与小儿或可寄留花县否？”[10]此所谓“花县”，应是指当时熊僎所管辖的曲沃的某个地方，而非指远在广东的那个花县。他打算将门人（李云沾）与小儿（顾衍生）暂时寄留花县，显然是想拜托熊令予以照顾。这说明，他这次在曲沃期间与熊令相处甚欢洽。（后来顾炎武竟就卒于熊氏所宰之曲沃，岂非冥冥之意所定乎？！）但是，他这次在曲沃逗留的时间并不长，很快便从曲沃前往解州运城了。

 

当时解州有一位名叫黄斐字菉园的盐运使（浙江鄞县人，康熙十八年进士），是顾炎武外甥徐乾学的“同年”——都是顺治十七年顺天乡试举人。顾炎武到了运城，黄斐即来相会，并以“倾盖之雅”热诚邀请顾炎武到其府上。顾感其诚，遂以三月晦日入其署。“不谓下榻五日，而忽闻太夫人(引者案：指黄斐之母)之讣”，顾炎武“为之怆然”，旋“于四月十日仍返华下”[11]。现存顾炎武与熊僎的第一封信，就是他回到华阴后“暑日”里所作。他在这封信中，还是流露出了“东向而思”的归乡之情，虽然其早先曾为外甥徐氏兄弟所力劝回归故里而被他以种种理由谢绝[12]。他对熊僎说：“三峰之下，弟所愿栖迟以卒岁者，而土瘠差烦，地冲民贫，非所以为后人计；又恐如今春环县镇原之事，风鹤乍惊，关河难越，故东向而思托足耳。恃在知爱，辄敢覼缕”[13]。显然，他是出于“为后人计”，才又想到要从“土瘠差烦，地冲民贫”的大西北返归其物丰人富的江南家乡的。

 

其年秋，顾炎武由华阴再次前往曲沃，其出发时间是八月二日。这次是先到运城，再至曲沃。县令熊僎闻顾炎武至，遂命舆至县城三十里外的候马驿相迎，其重道之风实不亚于郭传芳。顾炎武入城，住在元帝庙。不料，“至曲沃三日而大病，呕泄几危，幸遇儒医郭自狭三五剂而起”[14]。九月，移寓上坡韩境家。十月，又移寓下坡韩村韩宣（字旬公，又字裕斋，康熙十八年进士）之宜园。顾炎武与熊僎的第二封信，即是其刚入住宜园后所作。在此之前，大概还在韩境家里时，顾炎武有一位姓孙的熟人，偕同一位姓张的老兄来看望顾炎武。“剧论半目”后，那姓张的欲邀顾炎武到离此三四十里之外的地方去为一些所谓“实心向学之士”教书。熊僎知其事，认为那里确有“实心向学之士，多则数人，少则三四人，立为课程，两日三日一会，质疑问难，冀得造就成材，以续斯文之统，即不能尽依白鹿之规，而其遗意须存一二”[15]，因此劝顾炎武往教。但顾炎武却有不同的想法，他认为自己的“一身去就，系四方之观，不可不慎”，所以坚持不肯前往。正为此事，他移居宜园不久便致函熊僎，陈明原委，以“辞往教”。此事虽然未果，但自其“寓郊外韩进士旬公书斋，熊明府来视者十次”[16]。单从这一连十次的来视，便足以显示出熊僎为人之地道，以及他对顾炎武的深情厚谊。

 

康熙二十一正月九日，顾炎武病逝于曲沃之宜园。其卒前一日，他正是为“答贺熊令及诸官绅”而早起，却不想“上马失足坠地，疾作，竟日夜呕泻不止。初九日丑刻，捐馆”[17]。他的丧事，也是由熊僎、韩宣等人一手经办的。

 

熊僎是顾炎武最后岁月里最为知心的一位清朝官员朋友，也是顾炎武平生所交诸多清朝官员朋友中最后能够为他送终的一位知心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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