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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民的人格与王朝对遗民的宽容 精选

已有 6609 次阅读 2009-2-9 00:51 |个人分类:古今之间|系统分类:人物纪事|关键词:遗民,大丈夫| 大丈夫, 遗民, 遗民

 

笔者最近发表连载性文章《顾炎武与清朝官员的交往》(尚有若干篇待发),旨在描述顾炎武作为生活在清朝的明朝遗民的特殊人格。

 

顾炎武作为一个遗民人物,其人格的独特性在于:一方面,和其他一切遗民人物一样,他誓死忠于前朝(明朝),坚决不跟当朝(清朝)合作;另一方面,他又不同于其他遗民人物独善其身地自绝于当朝,断绝与当朝官员的一切往来抑或几乎不与当朝官员有任何联系,而是与清朝官员有密切的交往关系,通过这种交往来成就其学问事业。顾炎武的这种特殊人格,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他之所能够现实地树立起这种人格形象,除了他自身的主观条件以外,更有其客观的社会条件,就是清朝乃至于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对遗民的宽容。

 

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是最著名的遗民人物是殷周之际的伯夷和叔齐。《史记·伯夷列传》载:“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伯夷……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遂饿死于首阳山。”这里值得注意者有二:

 

其一,伯夷和叔齐宁可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最终饿死于首阳山,也决不食周粟。这种行为被姜太公(周文王倾商、武王克殷的首席谋主、最高军事统帅与西周的开国元勋)视为忠孝之行,因而称其为“义人”。 “义人”的人格是坚守自己的道德信仰而决不动摇,把道德生命的价值看得高于一切,因此可以舍生取义。“义人”的这种“义气”(道德精神)后来被孟子称之为“浩然之气”,认为它“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有此“浩然之气”者谓之“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姜太公所谓“义人”,即孟子所谓“大丈夫”也。以伯夷和叔齐为代表的遗民人格,就是儒家大丈夫人格。

 

其二,身为西周开国元勋的姜太公,对伯夷和叔齐这样的殷遗民,不仅不因其咒骂周武王不忠不孝而杀之,相反是对他们十分敬重,由衷赞赏其为“义人”。 姜太公尊重伯夷和叔齐的行为开了中国历代王朝宽容遗民人物的先河。这种文化传统是尊重道德生命价值的传统。在今天,这种道德生命价值堪称为“普世价值”——因为这种价值并不以改朝换代为转移,是通行于世代的价值。中国历代王朝对遗民人物的宽容,充分表明了历代统治者尽管常常对人的自然生命任意践踏即所谓“草菅人命”,但对“普世价值”以及信守“普世价值”的人们却是十分尊重的。

 

后世如伯夷、叔齐者代有传人,最著名的是宋元之际的郑思肖(1241—1318)。“郑思肖,字忆翁,号所南,福之连江透乡人也……初,讳某,宋亡乃改今名。思肖即思赵,忆翁与所南皆寓意也。素不娶,孑然一身。念念不忘君……遇岁时伏腊,辄野哭南向拜,人莫测识焉。闻北语,必掩耳亟走。人亦知其孤僻,不以为异也。坐卧不向北,扁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下文,则‘大宋’也……赵子昂才名重当世,公恶其宗室而受元聘,遂与之绝。子昂数往候之,终不得见,叹息而去。无何,货其所居,得钱则周人之急,田亦舍诸刹,惟余数亩为衣食资,仍谓佃客曰:‘我死,则汝主之。’盖不以家为矣。自是无定迹,吴之名山、禅室、道宫,无不遍历,多寓城之万寿、觉报二刹。疾亟时,嘱其友唐东屿曰:‘思肖死矣。烦为书一位碑,当云“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语讫而绝,年七十八。”[1]郑思肖的行为不必说,我们只看赵孟頫(1254—1322)的行为:元世祖忽必烈搜访“遗逸”,经程钜夫举荐,赵孟頫做了元朝的刑部主事(后累官至翰林),他在郑思肖表示了与他绝交的情况下,“数往候之”,这既反映了赵本人对郑的尊重,也反映出元朝对遗民人物的宽容,并且正是这种政治上的宽容,才使得始终敌视元朝而拒不与之合作的郑思肖能以年七十八而寿终正寝。倘因其敌视当局而拒见高官,官方便变着法子来施加政治压力或横加迫害,他还能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时代活到七十八岁?

 

郑思肖之后,较著名的遗民人物,当推清朝的明遗民王夫之(1619-1692) 傅山(16061684)、黄宗羲(1610-1695)、顾炎武等人了。

 

王夫之,字而农,衡阳人。举崇祯十五年乡试。明亡,益韬晦。归衡阳之石船山。筑土石曰观生居,晨夕杜门……康熙十八年,吴三桂僭号于衡州,有以《劝进表》相属者,夫之曰:亡国遗臣,所欠一死耳,今安用此不详之人哉!遂逃入深山,作《祓禊赋》以示意。三桂平,大吏闻而嘉之,嘱郡守馈粟帛,请见,夫之以疾辞。未几,卒,葬大乐山之高节里,自题墓碣曰明遗臣王某之墓[2]清朝大吏因闻王夫之拒为吴三桂所用而嘉奖他,而殊不知王夫之所以拒为吴三桂所用,只是因为其信守“普世价值”,而决不是因为他对清朝有什么好感,他所以拒见清大吏,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傅山,山西曲阳人。七岁使就小学,几所授书倾注如宿通者。十五补太青先生小试博士弟子员,因小病取读《神僧传》,慨然神通,非难至致。二十试高等禀饩,以举子业不足习,遂读十三经,读诸子、诸史,至《宋史》而止。因肆力诸方外书。[3]甲申后,山改黄冠装,衣朱衣,居土穴,以养母……顺治十一年,以河南狱牵连被逮,抗词不屈,绝粒九日,几死。门人中有以奇计救之,得免。然山深自咤恨,谓不若速死为安,而其仰视天、俯视地者,未尝一日止。比天下大定,始出与人接。康熙十七年,诏举鸿博,给事中李宗孔荐,固辞。有司强迫,至令役夫舁其床以行。至京师二十里,誓死不入。大学士冯溥首过之,公卿毕之,山卧床不具迎送礼[4]傅山誓死不受清廷之聘,但安然无恙地活到了七十八岁。

 

李颙(16271705,字中孚,陕西盩厔人)的情况与傅山相似,“康熙十八年,荐举博学鸿儒,称疾笃,舁床至省,水浆不入口,乃得予假。自是闭关,晏息土室,惟昆山顾炎武至则款之。[5]但就是在死都不肯受清廷之聘的情况下,“四十二年,圣祖西巡,召颙见,时颙已衰老,遣子慎言诣行在陈情,以所著《四书反身录》、《二曲集》奏进。上特赐御书操志高节以奖之…”[6]康熙帝不仅不因李颙不肯服务于清朝而忌恨他,反而称他“操志高节”!

 

顾炎武的情况除了他与清朝官员往来密切以外,也和王夫之、傅山、李颙等相似。据顾炎武自述,康熙十年夏,当时任国史院学士的熊赐履[7]就已有意向要推荐顾炎武出来佐其编修《明史》:

辛亥岁夏在都中,一日孝感先生招同舍甥原一(引者案:徐乾学,字原一)饮,坐客惟余两人。先生从容言:久在禁近,将有开府之推,意不愿出,且议纂修《明史》,以遂长孺之志。而前朝故事,实未谙悉,欲荐余佐其撰述。余答以果有此举,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矣。两人皆愕然余又曰:即老先生亦不当作此。数十年以来门户分争,元黄交战,啧有烦言,至今未已。一入此局,即为后世之人吹毛索垢,片言轻重,目为某党,不能脱然于评论之外矣。酒罢,原一以余言太过[8]

 

事隔二年,顾炎武仍牵记着熊氏拟荐之事,惟恐自己再度被荐入局,故再入京师时,主动向徐乾学提起那件事,并惴惴不安地问乾学:孝感修《明史》事何如?乾学回答:老师自闻母舅之言,绝不提起此事矣。[9]

 

然而,到了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内阁奉旨正式向海内公开征求博学宏词之儒,以备著作顾问,如若中选,俱以翰林用。结果,阁部以下内外荐举者一百八十六人[10]。翌年三月初一日,御试于体仁阁下,中选者彭孙遹等五十人。于是,奉旨开局编修《明史》,以原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徐元文为监修官,翰林院掌院学士叶方蔼、右春坊庶子兼侍讲张玉书为总裁官。[11]

 

其年广征博学鸿儒时,顾炎武又被同乡翰林院掌院学士叶方蔼(字子吉,号訒庵,江苏昆山人,1629—1682)和侍讲韩菼(字元少,别字慕庐,江苏长洲人,1637—1704)所荐。此事由韩菼于当年(康熙十七年)冬亲自函告顾炎武,顾炎武当时在关中,得此消息后,便决定采取以游为隐的逃避办法[12],以翌年春匆匆出为嵩(山)、少(林寺)之游。他在旅途中写信给潘耒道:(案:潘耒此时被荐在京,应试得二等第二,授翰林院检讨,参编《明史》)

 

今已尽取安德书装西入壶口。吾弟见人不妨说吾将至都下,盖此时情事,不得不以逆旅为家,而燕中亦逆旅之一,非有所干也。若块处关中,必为当局所招致而受其笼络,又岂能全其志哉![13]

 

继而,顾炎武又接到李因笃自都中的来信[14]。其信称:闻将特聘先生,外有两人。于是,顾炎武作书致当时任《明史》总裁官的翰林院掌院学士叶方蔼,托为沮止[15],谓先妣未嫁过门,养姑抱嗣,为吴中第一奇节,蒙朝廷旌表。国亡绝粒,以女子而蹈首阳之烈。临终遗命,有无仕异代之言,载于志状,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16]。并写信给潘耒:子德书来云:顷闻将特聘先生,外有两人。此语未审虚实?君子之道,或出或处。鄙人情事与他人不同。先妣以三吴奇节,蒙恩旌表,一闻国难,不食而终,临没丁宁,有无仕异朝之训。辛亥之夏,孝感特柬相招,欲吾佐之修史,我答以果有此命,非死则逃。原一在坐与闻,都人亦颇有传之者。耿耿此心,终始不变[17]

 

从康熙十年到康熙十七年的七八年间,清朝对顾炎武是屡聘而屡遭拒绝,但却丝毫没有因此而为难顾炎武,顾炎武之所以躲到华山脚下隐居起来,不过是为了逃避清廷的纠缠,而并非清廷迫害所致。

 

网友“老修正传”评论曰 清朝伟大,能容顾炎武!”我且以对他的回复作为本文的结语:

 

这个点评实在妙!使我想到,顺、康年间的清朝是何其开明,能容纳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他们不仅是持不同政见者,而且是与政府不合作者。因其有如此开明,清朝作为一个实行异族统治的王朝,才能在数十年间迅速座稳江山。当然,康熙之后历代统治者是一代不如一代开明,至清末是愚顽不化,自我封闭,专制到了极点, 中国的厄运也因此而生。但是,无论如何,顺、康年间的清朝能容纳持不同政见者和与政府不合作者,实在是值得总结和吸取的经验。当今中国之朝能如此否?设若现今中国社会出了一个顾炎武这样的学者,他不但怀念民国,誓死忠于民国,而且中央首长亲自聘请他出来为政府工作,而他却坚决拒绝,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他还照样能与政府官员甚至中央高级官员密切往来,并受到这些官员的尊重,这是可以想象的吗?今天的政府会有这样的肚量吗?——补充一句:当今之世,能容得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吗?



[1]元卢熊:《郑所南小传》,《郑思肖集》附录二,陈福康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2] 《清史稿》卷四八0

[3]戴廷栻:《半可集石道人别传》。

[4] 《清史稿》

[5]详见:《清史稿》卷四八0

[6]详见:《清史稿》卷四八0

[7]熊赐履,字青岳,又字敬修,号素九,别号愚斋,湖广孝感人。

[8] 《蒋山佣残稿》卷二《记与孝感熊先生语》。

[9] 《蒋山佣残稿》卷二《记与孝感熊先生语》。

[10]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二。

[11]参见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二。

[12] 《亭林文集》卷四《答次耕书》(此书作于康熙十八年六月)有云:前札中劝我无入都门及定卜华下,甚感此意。据此,其所以作此决定,可能与潘耒之劝也有关系。

[13] 《亭林文集》卷四《与次耕书》。

[14]李因笃其时亦被荐在京,授翰林院检讨,参编《明史》。

[15] 《蒋山佣残稿》卷二《与王山史》。

[16] 《亭林文集》卷三《与叶訒庵书》;《蒋山佣残稿》卷二《与同邑叶訒庵书》。

[17] 《亭林文集》卷四《答次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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