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国古代文化典籍中，首推《易经》被历代读书人研治最多。孔子晚年研《易》，“韦编三绝”，帛书《要》中记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那么孔子对《易》的心得体会如何呢？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不达乎数，明数而不达乎德，又仁　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此段文字多被引用，而解释却语焉不详。通过这段文字，笔者对孔子的认识可谓“更上一层楼”。

  表面看来，孔子于《易》，是重义理而轻象数的。然品读再三，方知真味。先师何尝有半点贬损象数而抬高义理的意思在！请试析之。

  “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可见，在孔子时代，巫同现在江湖术士者流已十分相象，只知死记硬背现成的词句，夸夸其谈，信口开河，而对于《易》之“用（数）”却并不知晓。“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作为专职研《易》的人员，对于《易》之“用（数）”自然是了如指掌，然而对于《易》之“体（德）”却并不了解。因此孔子说“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既有“史巫之筮”，必然会有孔子之筮。“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正是孔子之筮的特色。所以帛书《衷》篇孔子说“无德而占，则《易》亦不当。……疑（拟）德占之，则《易》可用矣。”因而无德之小人祭祀焉求福，故德行而寡也，卜筮焉求吉，故仁义而希也。君子则不然，“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君子与天地同心，不任用智数以求福吉，自然寡于祭祀，希于卜筮。显然，小人以祝卜为《易》之本而以德义为《易》之末，君子则以德义为《易》之体而以祝卜为《易》之用。史巫于《易》，本末倒置，孔子则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因此孔子于《易》，先“观其德义”而“后其祝卜”。所谓本末一体，体用一脉，这正是《易》之本然。可见孔子并不曾将《易》之义理与象数分割开来。子赣曰：“夫子方信其筮乎？”孔子对于此问，并未直接回答说信与不信，而是用事实来回答。“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方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帛书《要》）孔子既然把卜筮列为“圣人四道”之一，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卜筮“决嫌疑，定犹与”的功能，应该是很自然的事。

  于《易》，只讲义理，不讲象数，固失孔子之法。然而另有“犹抱琵琶半遮面”者。清杭辛斋《易学笔谈》说：“余姚黄氏易学象数论，其排斥河洛先天及皇极经世诸说最力，为毛西河、胡柬樵诸氏之先驱。实则皆梨州先生违心之论焉，盖先生非不知象数者，少壮之时，泛滥百家于阴阳禽遁等学，实有心得。至晚年学成而名亦日高，恐平日之研求术数，近于小道，足为盛明之累。故撰此书，极力排斥，以存大儒之身矣。”此论可谓鞭辟入里。如果梨州先生得见帛书《要》篇，不知作何想法。

  如果有人认为只从义理一方面来解《易》，便可做到“洁静精微而不贼”，以致认为自己属于“深于易者也”之列，是极其可笑的。

  自读帛书《要》篇之后，方知孔子历史地位的形成，绝非政治炒作，实由其自身所必致。“至圣”之称，真正名副其实。

                           二

  干支纪时法，的确是古人的一项伟大发明创造。在无限的时间序列里，根据“五星连珠”的天象确定了第一个甲子日后，接下来，乙丑、丙寅、丁卯、戊辰以至癸亥，便可无限循环下去。如此，即把时间纳入了六十甲子的框架内。茫茫宇宙，何处为始？何处为终？如果借用数学上的坐标系来表征这一观念的话，也许更便于我们说明问题。我们知道，坐标系左右皆可无限延伸，如果把甲子日确定为原点，那么可得出如下图示：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3   2  1  0  —1  -2   -3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写道：“在这里，零点不仅和表示某一正数或负数的任何点同样重要，而且比所有这些点更重要得多，它是所有这些点所依存，所有这些点与之有关系，所有这些点由之决定的一点。在许多情况下，它甚至可以任意选定，但是一经选定，它就始终是全部运算的中心点。”可见，甲子日选在哪一个日出日落的时段内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先哲确实根据天象规定了第一个甲子日或曰时间的起始点。从而年月日时就都可以用干支来表示了，这就为各种预测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读邵雍《四时二十四气图》可知，冬至一阳来复之后，阳爻由上爻渐次下移。如，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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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 震 噬嗑    随 无妄    明夷    贲 既济    家人    丰 离 革 同人    临 损 节 中孚    归妹    睽 兑      泰 大畜    需 小畜    大壮    大有    夬，直至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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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阳爻运动完成，

夏至一阴复生之后，阴爻由上至下渐次移行，如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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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过     鼎    恒    巽    井    蛊    升    讼    困    未济       解    涣    坎    蒙    师    遁    至此阴爻运动完成，“一阴一阳之谓道”，此道便是宇宙间万事万物发生、发展、灭亡的规律，而邵雍观人观物皆不离于六十四卦的原因，正在这里。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一切事物的本质，这显然是错误的观点。马克思因此讽刺毕氏为“宇宙的统计学家”。那么，数究竟是什么？对此，邵雍早已给我们做出了答案。他说：“数者何也？道之运也，理之会也，阴阳之度也，万物之纪也，明于幽而验于明，藏于微而显于管，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由此看来，数不是别的，数是一切事物运动的本质。              

  如果我们把六十四卦与数的二进制结合起来理解，也许会更直观一些。将阴爻（— —）设定为“0”，阳爻（——）设定为“1” 自下爻而上爻，六十四卦可以改写为如下形式，如水火既济：

        ▅▅　▅▅ 0 * 2⁰ = 0

        ▅▅▅▅▅ 1 *2¹ = 2

        ▅▅　▅▅ 0* 2²= 0

        ▅▅▅▅▅ 1* 2³ = 8

        ▅▅　▅▅ 0 * 2⁴ = 0

        ▅▅▅▅▅ 1 * 2⁵ = 32

   0 * 2⁰ + 1 * 2¹ + 0 * 2² + 1 * 2³ + 0 * 2⁴ + 1 * 2⁵ = 42

  其他卦可以类推，每一卦所对应的自然数值如下：其他卦数可自行推出。

由上可见，无论是六十四卦之间还是一卦各爻之间，数的增减变化是显而易见的。邵雍说：“夫易之数，由逆而成。”《易说卦》曰：“数往者顺，知来者逆。”由此看来，未有之卦，未生之数，均可逆而知之。那么，未来之事自然可以逆而知晓。

                                                     三

  在易学发展史上，西周、西汉、北宋三个历史时期均对易学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连山易》、《归藏易》的基础上，西周的易学家创立了以《周易》命名，流传至今的六十四卦体系。可以想见，西周时代易文化会有多么繁荣。到了西汉，京房在孟喜、焦延寿等前人的基础上，创造性的将六十甲子和易卦结合在一起，即我们所已熟知的“六爻纳甲法”。及至北宋，邵雍更以其超前绝后的宇宙胸怀，寓理于数，将“易与天地准”的玄理，借助数的形式展现出来。这正如现代天文学借助各种探测器了解茫茫宇宙一样，若无探测器，空想宇宙多么浩大，终将无法知道这种浩大的景象究竟如何。其实，庄子《逍遥游》的时空视域已经足够广大了，然而这一视域相较于邵子的时空视域，亦只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罢了。邵子于易，我们业已无言。

“极数知来之谓占”，兹引数例于下：

1、 《国语周语下》记载：“成公之归也，吾闻之晋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终，君三出焉。’”

　　因乾卦辞有“元亨利贞”、否卦辞有“否云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之语。再据乾与否两卦卦象（即乾下卦三阳爻变否下卦三阴爻），故断语曰：“配而不终，君三出焉。”

2、 乙丑年辛巳月丁酉日丁未时占得《乾》之《离》卦：

   《乾》之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而下兆有“见龙在田”，统思卦象，乾健化离，“出涕沱若，戚嗟若，吉”，“黄离，元吉”。复以六亲法，卦中多者取来情，唯此印绶爻多，即知来者占求官也。……易辞本吉，但甲寅财动伤文书，壬申兄动有阻，直待午火官生辰土印绶年可求。（《火珠林》）

3 、未月甲辰日卜何日有大雨，得小过之革卦：

    断曰：日辰辰土父母爻为用神，发动，月建帮之，又值土主用事，其辰土旺莫胜言，得雨决不小也。但不宜化卯木旬空，化卯木回头克。虽有申金化酉金进神克木救土，而卯木旬空，空则谓之畏避，避金之克，致辰土父爻终成病于卯木也。必至甲寅旬乙卯日卯木出空值日，谓之出头难避，戌土暗动助金克之，而卯木已受金克不能为害辰土，必待甲寅旬乙卯日有雨也。至期竟无，过立秋辛酉日申时方雨。应于立秋后酉日者何也？明现申化酉即申月酉日也，卯木出旬值日到底被克不尽，交申月克之，酉日又冲之，方始得雨。予因此卦学问又进一层矣。（清王洪绪《卜筮正宗》）

  由上三例可见，西汉以前的筮例仅仅完成了易占的一半而已。因古例仅判断事情的吉凶而无法判断事情的应期。随着易占的发展演变，则不但有事之吉凶，也有事之应期了。那么是不是将六十甲子纳入易卦之中，就可以将占断准确率提高呢？并非如此。由例三可见，占断是极不容易的事情。测不准的原因何在？刘大钧先生在《纳甲筮法》中已有确论，认为古人发明得这套运算机制尚存在有诸多缺陷。但据此全盘否定《易》之占恐怕也未必是一个学者所应持有得态度吧。

   尚秉和先生说：“占即与辞象脱离，沿至今日，虽然世上略识字的人，亦都能作了，而缙绅遂鄙视之，以为不足称道。岂知纳甲的深奥，就是缙绅至老也不能穷尽其术。而管辂、郭景纯且恃可以参天地、穷鬼神，怎能够轻易视之呢？”在缙绅看来，占卦者之所以能够获得一定得准确率，是由于长期的经验积累，运用社会体验、心里揣测、语言技巧、直觉或灵感判断而致。对此，本文姑且引用邵雍的一首诗表明对易占的看法，即：吉凶只在面前决，祸福无劳日后知。从此敢开天地口，非是老夫爱吟诗。（引自《火珠林》）试想，如果吉凶祸福之占断结论是靠欺骗得来，“圣人作易何用”，孔子“百占而七十当”之语将作何解释。

  马克思曾经认为“八卦”——中国人的直线——禁锢了人的思维。马克思之所以有此观点，也许同他最终没能学会中文有关。在马克思看来，中文是世界上最难懂的一种文字，何况“八卦”又是中国人最难懂的一门学问呢！

 《易·系辞上》说：“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岂虚言哉！                                                                                       

  明朝人杨向春的一段话，值得今人玩味。杨氏在《皇极经世心易发微》中写道：“易书虽为卜筮而作，而义理未尝不该。苟专于卜筮以求易，则得其形而下者遗其形而上者，殆非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之道矣。苟专于义理以求易，则无以定天下之吉凶，决天下之得失，岂圣人所谓无大过而吉凶与民同患之意哉！”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易之理数象占本为一体，厚义理而薄象数，无疑是错误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