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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少堂序梁青新著: 生命的呼唤与应答

已有 2130 次阅读 2020-8-18 18:26 |个人分类:少堂志林|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少堂志林(1269)】生命的呼唤与应答

——梁青著《从语文味到人间语文——梁青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序言


程少堂

(23000字)

 

梁青是2019年5月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程少堂传》一书的作者,《从语文味到人间语文——梁青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是梁青的第二本著作。在梁青的第二本著作即将出版之际,她嘱我写篇序言,我高兴地答应了她。虽然若干年前我已多次在文章中公开申明原则上不再给别人的书稿作序,但网上有句俏皮的话说“原则就是拿来违反的”。何况梁青并不是“别人”。梁青的此书与“别人”的彼书不同,梁青的书序也就和“别人”的书序不一样,给她的书写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原把写这篇序言当成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给梁青的书稿写序是有很多话要说的,可真要动笔的时候发现心里的话太多了不忍割爱,有无从下笔之慨。如今出版社已经将梁青的书稿排好了版,只有序言在虚位以待,因此呢,我不好再迟迟疑疑不动笔了。

 

还是复杂事情简单处理,我就写写梁青与我的一些交集,以及在交往过程中梁青给我留下的若干印象罢。我先说一下梁青留给我的宏观印象。

 

梁青是经过广州市教育局颁文认定的一位市级名师。我认为她既是一位普通的年轻名师,但也不是太普通。

 

醉翁之意不在酒。说梁青是一位普通的年轻名师,用意实不在于说她本人,针对的是当前中小学名师队伍的现实状况。当下的名师队伍数量相当庞大,用一句有点犀利但却反映了某种客观事实的话来说,就是如今要在一个城市的大街上找三十条狗不太容易,找三百个名师呼之即來,所以才有“名师满街走,正高级(教授级)多如狗”这种说法。的确,在教育实践和理论上没有丝毫贡献而“斩获”特级、正高级(教授级)或其他各级各类名师头衔的教师,如果说不是太多,也一定可以说是很多;如果说不是很多,也一定可以说是相当多;如果说不是相当多,也一定可以说是很不少;如果说不是很不少,那可以肯定地说绝对不很少。面对这支浩浩汤汤的队伍,我们对其中相当不少的人可以弱弱地问一句,作为名师,哪个学生是他教的?哪堂课是他讲的?哪句话是他说的?哪篇文章是他写的?不知道,当然也不需要知道。因为只要不是太傻就晓得,所谓特级、正高级(教授级)或各种名师头衔,只是政府主管部门制造的一顶顶有点实惠的 “帽子”,目的是为了给工作重要但社会地位又相对不太高的中小学教师职业增加一些吸引力。因为有实惠,有教师追逐这顶帽子,这种追逐也就并非不合理。一些教师有幸追逐到手,进而自赏、自恋这顶帽子,这也不算不合情。因此当我们听见有的特级或正高级教师给人打电话或大会发言作自我简介常常自称 “我是Y特”或“我是W教授”,且他或她这样自称看上去并没有一点不自在时,听者并无反感,因为这样自我简介的名师本人是习惯成自然,其他老师听起来则是自然成习惯。但多了这样一顶 “帽子”,真的就代表你的水平高一点、贡献大一点么?实际上业内人士都清楚,人们对特级、正高级(教授级)等名师的尊重,多类似于某个寓言中善男信女对佛塔的膜拜:他们尊重的是佛塔而不是佛塔上的老鼠。最近一段时间,本人工作生活的城市深圳,接连爆出因长期、大量抄袭而窃取或几乎窃取了正高级职称等名师头衔上了头条热搜的新闻。而照我看来,被曝光的恐怕还只是冰山之一角。这样的现实存在决定了笔者对当下中小学教师包括名师队伍不得不有以下看法。首先,除极少数人之外,从整体看来,这支队伍是一支教知识而不是发明学问的群体,通俗地说就是一群教书匠。当然教书匠并没什么不好,按我的“教师九层次理论”,教书匠即是处于百世师—宗师—大师—名师—良师等五层次之后的匠师,而匠师就是合格教师。众所周知,就当前情况而言,一般说来各行各业内部优秀和不合格的人数都是少数,而处于合格层次的人数是最多的,这实属正常现象。教师队伍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是教书匠,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中小学教师(甚至包括大部分大学教师)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是必然的。硬要把这支队伍往学术的道路上驱赶,就类似于赶鸭子上架,一些人会累死,一些未累死的则会累得半死。部分“名利力比多”强而多,但既不想累死也不想累得半死的,过去是剪刀加浆糊,现在是电脑加复制粘贴,长年累月地偷,而且这种偷具有“可持续发展”性,因为偷的时间越长,他头上戴的高“帽子”就越多。其次,这支队伍虽不是全部但总体上看是一支“谋食不谋道”的队伍。当然“谋食”合乎天理人情,无可指责。其中极少数有所追求即想“谋道”,因而累死或累得半死的,做出的所谓学问基本上也只是“为人之学”而非“为己之学”。这些所谓“学问”,我们可以模仿臧克家纪念鲁迅的名诗《有的人》中之名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说一句:“有的名师活着,其文章和思想早已死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现行名师评审体制存在问题。我曾写过多篇文章批评中国现行的名师评审体制。根据我的观察我一向认为,像中国的不少评审体制一样,中国现行的名师评审制度刚确立时可能评得还比较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追逐名师的队伍变得越来越庞大以及其他许多拿不上台面的因素的诱导下,现在是越评越俗了。无数事实说明,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获得体制内的官方荣誉主要凭人际,获得体制外的社会性荣誉主要靠实力,因而后者更具有生命力,且古今皆如此。我甚至认为,中国体制内相当多的荣誉是一些速朽的杂碎。中国的名师队伍虽然越来越大,很“水”,但没有水平,或者说水平不高,当然就谈不上是一支“须仰视才见”的队伍,因此对这支队伍中的所有成员(包括忝列这支队伍的笔者自己),我们都可用平常心态以“普通”视之,就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什么了不起呢?没有这顶帽子之前你是老几,有了这顶帽子你还是老几,匆匆过客的身份大都不会改变。当然,“匆匆过客”是古今中外百分之九十九甚至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以上的人之人生写照。梁青身既在兹,当然不免会沾了“兹”的光,自然也就可以“普通”视之。

 

当然,说要以“普通”心态来看待现有的名师队伍,并不就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全面否定这支队伍。实事求是地说,这支队伍中确有不少不普通或不太普通的人。物以稀为贵,从本不是做学问的群体中,用累死或累得半死的代价才冒出来的若干可以出一点算是学问或思想的人来,这些人就可以说不普通。梁青即是其中之一,这是就她的实能和做出的实绩而言。在跟我问学的十多年间,梁青“累得半死”的经历可不止一次两次。最近的一次是在我去年退休前夕,梁青“累得大半死”撰写完成并在北京出版了《程少堂传》。这本书版权页上印的是五十二万字,厚得像砖头,让有的教师抄写一遍,他或她可能也没有那个耐心和毅力做得到,更不要说去写了。可以认为,这本传记的出版是梁青从一个一般的中学语文教师转变为不一般,或者说转变成为语文味研究乃至语文教学研究专家的标志,也是她从一个一般的中学语文教师成长为一位青年学者的奋斗历程中的里程碑。在我去年五月底的退休活动上,我给每位到场的老师赠送了一本《程少堂传》,有朋友拍着手里厚厚的《程少堂传》跟我开玩笑感慨道,我看过程老师写的关于只有三个人真懂相对论的博客故事,现在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语文界真正懂得“高大上”的语文味理论的,也至少有三个人了吧?我亦玩笑答道,三个?还有一个是谁?在我看来,真正懂得、懂透语文味理论精髓的,除我之外,惟梁青一人耳。现在,梁青的第二本书、四十余万字的《从语文味到人间语文——梁青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即将付梓,该书属于论文集性质,其中的文章大部分都在报刊公开发表过,有多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高中语文教与学》《初中语文教与学》转载复印。这两本加起来近百万字的著述,浸透了梁青奋斗的泪泉和牺牲的血雨,殊为不易,岂止可喜可贺,实则可泣可歌。

 

以上是梁青留给我的宏观印象。下面说一下梁青给我的微观印象。

 

中国传统文化把智、勇、仁称为“三达德”。据《论语·宪问》记载:“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论语·子罕》记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中庸》有言:“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近百年前,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应苏州学界之邀作一场著名演讲,题目为《成为一个不惑、不忧、不惧的人》。梁启超认为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这三部分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为三达德——智、仁、勇。他号召年轻人做一个不惑、不忧、不惧的人。当代学者经观荣认为:“真正的仁,是具有勇气而不惑地实践爱人的原则,智是知仁,而勇是行仁,进而‘志于仁’。”(经观荣:《仁:以人为本及孔子的修己安人之学》,文津出版社2007年,第202页)基于上述先哲、学者的有关论述以及我和梁青多年的交往实际,我觉得梁青给我的具体印象或微观印象,就是或说接近于是一个不惑、不忧、不惧的人。

 

我和梁青相识于2007年。2007年11月21日,我们参加广东省高中教学水平优秀学校评估的专家组一行,结束了对广州七中的评估,第二天就要转移到跟广州七中很近的广州培正中学继续评估。11月21日晚饭后,培正中学语文组长带领几位老师到我住的酒店房间交流,和我商量第二天到学校听课的事宜。我就拿笔勾选了不同年级的几位语文老师的课作为备选。本来已经选完了我要听的课,后来得知培正中学办公室主任也是一位语文教师,我就说办公室主任的课作为中层干部的代表也听一听罢。11月22日早餐后,培正中学派车把我们评估专家组从酒店拉到学校。到了培正中学大门口下车后,校门口夹道欢迎的队伍很是引人注意。校长跟我们介绍说,他们都是培正中学校级领导和中层干部。跟着校长的介绍,专家组的评委一边走进学校,一边和校门口欢迎队伍中的所有人员机械地握手。当走到一位气质温婉、优雅的年轻女教师面前时,校长介绍说,这是我们校办梁主任,也是语文老师。我快速扫描了一下梁青,道,这就是梁主任啊。就和梁青不太机械地握手,心里却直犯嘀咕——长得这么“光蛋”(堂按:我老家武汉方言,意为漂亮),明天能上好语文公开课吗?我不是对长得“光蛋”有偏见,而是民间有个说法给我的印象很深,即无论男女,长得太帅或太漂亮的,往往脑袋不好使。我们武汉方言把这种人叫做“光蛋苕”。苕者,蠢也。梁青会不会是广州的一个“光蛋苕”呢?抱着存疑的态度,我在和梁青不太机械地握手的时候就跟她不咸不淡地说了一句,明天要听你的课呢,准备好啊。之所以不咸不淡,是因为我这把年纪,“光蛋苕”见得太多了,再多碰见一个也绝不会意外。总之我从是日白天一直存疑到晚上。第二天也就是11月23日上午,我去听梁青的课《体验情感,净化心灵》。这堂课的内容是粤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的一个活动课单元,其中讲到老舍的《我的母亲》。十四个年头过去了,这堂课的一些具体教学内容在我的记忆中已然模糊,当年讲台上教师的形象却从水彩画渐次变成了水墨画,就是说对当年讲台上的教师的印象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模糊,反而是愈来愈清晰:比如教师不仅长得“光蛋”,而且教风教态“光蛋”,教学结构“光蛋”,教师的普通话“光蛋”,教学过程中师生互动“光蛋”,教师引导“光蛋”,提的问题“光蛋”,教师的硬笔书法“光蛋”等等。总之,这堂课“光蛋”,不“苕”。约十年后,梁青应邀在广东仲元中学用语文味教学法主讲大型公开课、余秋雨的《道士塔》,那就更“光蛋”了,智慧和成熟之光一闪一闪亮晶晶。 

 

我很乐意在这里展开说说梁青不是一个“光蛋苕”的问题。说梁青不是一个“光蛋苕”,证据之一是她的普通话特好。有人说学习语言的能力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智商。听了梁青上课讲的普通话,作为一个从1979年上大学中文系就拼命开始学说普通话,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终于说得一口流利的“湖北普通话”的乡下人,当时我对一个广州人的普通话讲得那么标准大为讶异,且开始对自己的“湖北普通话”严重地“自惭形秽”。后来了解到,梁青出生于北京,十多岁才随父母一起迁到广州。梁青在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期间,通过考试获颁一般中学教师很难拿到的一个资格证——广东省普通话测试专家证书。这个证有些牛,意味着达到省普通话测试专家级水准。这定不是一般北京人能做到的,更不是一般广州人能做到的,像我这样说“湖北普通话”的武汉远郊乡下人,更是打死我我也做不到。当然,现实中确有一些普通话说得倍儿溜的“光蛋苕”。好几年前,有一次我做深圳市中小学生朗诵大赛的评委,当时坐在我右手边座位的主评委是深圳电视台新闻联播的首席主持人,得过全国金话筒奖。我们聊天交换名片互说奉承话的当儿,这位主持人自谦地说自己只不过是个“肉喇叭”。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肉喇叭”这个词。我写这篇序言的时候,去百度网查“肉喇叭”一词,意外发现多年前作家王朔的一个视频。视频中王朔说,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的前身)的学生都说自己只是一个“肉喇叭”。我们也的确发现电视台、电台的某些著名主持人,普通话自然是好,人也漂亮或帅气,但就是一个“肉喇叭”,就是一个“光蛋苕”。梁青呢,上课时标准的普通话与她的教学内容融为一体,又不时冒出一些思想的闪光,使教学过程充满美感,令人愉悦。

 

梁青不是一个“光蛋苕”,证据之二是她有多方面的兴趣,而且这多方面的兴趣都转化为了能力。比如她从小就对美术绘画很有兴趣。小学时,语文老师布置写周记,梁青不仅认真写好周记,而且每次都给周记配画上和内容一致的精美插图,搞得语文老师每次讲评周记都成了对她的周记的专场表扬会。老师不仅表扬梁青的周记文章写得好,而且表扬她将周记装扮得精美漂亮。美术老师评价梁青的人物画更是说了一句有可能流传后世的“名言”,即大部分同学画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就梁青画的三分像鬼七分像人。梁青小学时办的班级板报,曾在北京的玉渊潭公园参加“会展”,吸引了很多游客,连记者都来拍照呢。梁青姐姐的生日正值暑假,梁青能花整整一个月暑假的时间,为姐姐的生日准备自己设计制作的礼物,其中包括自己在电脑中做的动画。梁青说她小时候很享受写字画画的过程。

 

梁青不是一个“光蛋苕”,证据之三是她的硬笔书法不一般。我小时候家庭没有任何文化背景,父母都是文盲,虽然在中小学时代学习成绩很好,但我从未认真训练过写字,也没有认识到把字写好的重要性,且由于脾气急躁,作业本上的字一向都很潦草。记得当年老师和家长常用两个词批评我作业本上写的字,一个是“鬼画符”,一个是“乱叉”。上了中学后由于酷爱写作,小说散文写多了,往报刊杂志投稿迫使我会自觉注意尽量把字写好一点,如此这般天长日久,钢笔字就慢慢好了起来。1976年做民办语文教师后由于工作性质对书写有特殊要求,进一步认识到了写字的重要性,开始正式练字。1979年上大学后更是认真照着一位著名书法家的钢笔书法字帖练过字,这本字帖现在还在我书架上。1983年大学毕业后我先在原航天部系统的一所高中做语文教师,1992年研究生毕业后又在高校做教师多年,其间买过不少书法家的钢笔字帖仿练。我的硬笔书法一直无人指导,都是“漂学”,但进步还是明显的。1999年通过全国招聘考试来深圳市教研室(深圳市教科院前身)做中学语文教研员二十年,以到学校听课为专职,发现不少教师的字写得很好,也有不少教师的字的确不敢恭维。不敢恭维的是一些什么字呢?一些男教师的字,或俗,或戾,或匪;一些女教师的字,或傻,或笨,或蠢。俗气、戾气与匪气之间,傻气、笨气与蠢气之间,自然是有区别的。什么区别呢,我不说。按照美国著名作家辛格的说法,愚笨傻蠢呆都是弱者,而弱者是善良的,值得同情和信任。我也对这些善良的语文教师深表同情,因为他们的字写得这么差还不得不当语文教师。而梁青的硬笔书法用一个字评价就是“好”,用两个字评价就是“很好”,用三个字评价就是“相当好”,用一句话评价就是“好得一塌糊涂”。具体说,梁青的硬笔书法秀外而慧中,其中约略还有点恰到好处的刚劲之气,却不张扬,相当地温婉而潇洒,书卷气十足,窈窕而“淑”。对,就是窈窕而“淑”。梁青的字,一看就知道是有童子功的。后来梁青告诉我,小时候在京城生活了十多年的她,有个邻居叔叔书法很好,她爸爸就托这位叔叔指导她练书法。天长日久,练得梁青对书法很有些感情,一直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拿笔写作业时享受不已的往事,她还很陶醉。有一些年份元旦或春节,梁青会给我寄明信片来。我家里书多到没地方放,许多卡片、明信片我都没法留存,扔了,而她这几张明信片,我却珍藏着,有时会拿出来翻来覆去地细看。顺便说一下,我在职期间曾经做过多次中小学教师资格证考试语文科的负责人,我对这类考生有一个特殊的“考法”,就是先让他或她在黑板上写几个字,一般是要求板书课题,接下来要求他或她朗诵一段课文。我要看看考生的书法和普通话。在其他硬件都合格的前提下,书法和普通话好的分数会高,反之就有可能被淘汰。十七八年前,我主持深圳市中学语文科的名师评审,第一层次的叫深圳市学科带头人,第二层次的叫深圳市骨干教师,因为指标所限,能评上的人很少。当时我对这些报评语文名师的书法很看重。有的老师就是因为板书的字太难看,被我一票否决,而且我当面说的否决的话一点都不留面子,分量很重。我说的是,深圳市中学语文学科每两年一次评出的名师加起来就那么十几个人,你觉得你这手字配不配跻身其间?我还说,两千多年后我们虽没有人能看到孔子的书法,但我们不想象也可以得出准确的答案——孔子的字会难看吗?不会!因此字太差的最好不要教语文,更不能当语文名师。

 

梁青不是一个“光蛋苕”,证据之四是她的思维能力较强,特别是相对于一般女教师,她的思维能力属于相当强之列。语文教师多有语言表达能力较强、比较感性因而形象思维较好等通常属于优点的特点,但不少语文教师也有职业性通病——有时过于感性而不够逻辑,不少语文教师因为逻辑思维差,写文章比生孩子都难,讲话的理路不够清晰。梁青没有这类缺点。根据我长期地反复地观察,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会上发言或者主持大会,梁青的语言表达虽然结构安排有时不够大胆,但整体兼具感性和理性色彩,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有二:一是神清气爽,语言通达流畅;二是思路清晰,逻辑性强。她的讲话有精气神,镇得住场子,你从她的讲话中也听不到病句,更见不到颠三倒四。梁青写文章的功夫进步巨大,其文章的逻辑缜密程度和逻辑力量在中学女教师中少见。心理学认为思维能力是智力的核心,教育学认为人和人受教育程度的区别主要是思维能力的差别。梁青的语言表达显示出来的思维能力,可以看出她不是一个只有大脑没有头脑的语文教师。

 

梁青不是一个“光蛋苕”,证据之五是随着逐渐深度融入语文味研究,她表现出了自己的智慧。她的一些研究以及平时和我的一些沟通交流,不少给我以启发或提醒。2013年语文味工作室开始撰写《语文味教学法》一书,梁青撰写的《语文味教学法在散文写作中的应用》一章,精致,漂亮。作为多年的高校硕士生导师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她这篇两万多字的论文质量,与我见过的一些高校文学院评出的所谓优秀硕士学位论文中的佼佼者的质量相比,毫不逊色。正因为她写的这一章质量很高,我在统稿的时候打破原定的先阅读后写作的全书结构安排,将写作部分调到阅读的前面,并将梁青写的这一章放在我写的总论之后的分论首章。为了多给梁青一些实践锻炼机会,提高她修改文章的能力,我们相识之后,我写的一些重要文章在拿出去发表之前都要发给她“洗一洗”。她“洗”后的文章,都更加简练,更加干净了。

 

梁青不是一个“光蛋苕”,证据之六是她撰写出近三万字的“著名”的长篇论文《发现语文新大陆——程少堂语文味教学理论与实践探索智慧艺术之研究》。2015年5月,广西师大出版社《新世纪语文名师教学智慧研究》丛书主编给我发来了约稿函。据约稿函介绍,《新世纪语文名师教学智慧研究》丛书聚焦目前仍活跃在我国语文教学、语文课改第一线的著名语文教师,深入研究他们在教学内容的呈现、教学方法的选择、教学过程的组织、个性化策略的应用等方面呈现出的种种智慧。《新世纪语文名师教学智慧研究》中学卷分上下两册,每册选取十位名师作为研究对象,全书二十位名师二十章,每章两万字。我当时忙于其他书稿,我这一章,就委托作为语文味工作室骨干成员、《语文味教学法》副主编的梁青执笔。梁青不负我望,除了写作准备的时间不算,当年暑假她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写作,如期在约稿函规定的截稿日交出《发现语文新大陆——程少堂语文味教学理论与实践探索智慧艺术之研究》这篇近三万字的“著名”的长篇论文。说这篇论文是一篇“著名”的长篇论文,证据有三。其一是,该文得到《新世纪语文名师教学智慧研究》一书两位主编的一致称赞。其二是,该书出版后在京东商城和亚马逊商城先后上架,这两大商城都不约而同把梁青撰写的这一章作为“精彩书摘”,即作为该书的广告文字推出。要知道《新世纪语文名师教学智慧研究》一书除了本人的一章不是由我自己写的之外,其他章节都是由那些“一线”(即有全国性影响的)语文名师本人执笔撰稿的,这些人文章的数量和质量都不一般。而且我这一章并不是这本书的第一章,而是第四章。其三是,这篇文章在语文味网和科学网我的博客挂出后,读者有高达数万人之多,影响很大。我跟梁青说,种种证据表明,她写的这一章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纪语文名师教学智慧研究》中学卷上下两册二十人二十章中质量最好的一章。梁青谦逊地说,不是她写得好,是我做得好。我玩笑道,我确实是做得好的,我做得好为你的写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你写得好也是事实,而且很重要。可以认为,这篇长文的诞生是梁青个人学术成长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她的研究走向成熟的里程碑。

 

《中庸·第二十章》记载:“子曰:‘好学近乎知’。”《论语·子罕》:“子曰:‘知者不惑’。”梁青之“智”最重要的体现正是“好学”与基于“好学”基础之上练就的一双对语文味的“不惑”之“慧眼”。在十数年的交集中,梁青给我的最深刻印象是“好学”。她顶着压力,克服困难,舍近求远到深圳“拜师”参加语文味工作室,除了求学求知,毫无其他功利目的(要是有什么功利目的,她在广州拜师更容易实现这些目的)。在十多年前语文味理论与实践研究还处在艰难探索阶段,语文味理念还只是星星之火,不少人自己不干正事,但对语文味研究抱着“看戏”甚至嘲讽态度的时候,梁青就敏感到语文味理念的重要性及其发展的广阔前景;在十多年前实际上只有我一人在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的荒原上孤独起舞的时候,梁青不仅远在深圳之外的广州热切守望着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而且还勇敢地成为语文味最早的欣赏者、支持者、研究者与实践者之一,成为我眼中“好学近乎知”和“智者不惑”的标格与典范。

 

下面说一说梁青的“勇”。

 

梁青的气质温婉、优雅。但了解她的人都知道,她并非一个弱女子形象,而是温婉、优雅中带着一种“勇”气。

 

梁青之“勇”,首先表现在和一般中小学教师只把教师工作当成饭碗不同(当然当成饭碗没有什么不对),她的追求高格。换言之,梁青的追求不完全是职业性的,而是在职业性的追求之上还有事业性的追求。她投入到事业中的时间与精力,比一般中学教师要多得多。梁青的高层次追求,除了她本人的主观原因外,可能多少受了一些我的影响。在我们的日常交流中我常常跟她讲,人活一辈子如果不创造可以说一无价值,二无意义;人这一辈子“向死而生”的时间很短,要有一点死亡恐惧,而克服死亡恐惧的最佳办法就是创造;对名师而言,除了站稳讲台把课教好,就是要争取做一点比生命价值更长一些的货真价实的学问,以不辜负生命。我向来认为,我们的人生即便做不到如泰戈尔所说“生如夏花之绚烂”,但应通过时间加汗水的不懈追求,期待“死如秋叶之静美”。梁青长期心无旁骛,坚韧执著,既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追求超越于职业的事业理想,专业水平提高很快,因此培正中学的不少老师认为她的“业务厉害”。

 

 

梁青温婉、优雅的气质下潜藏的“勇”,有时会不经意地“外溢”于人。2007年梁青和我相识之际,梁青勇敢地、主动地帮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为我的讲学做了一个“勇敢的”《程少堂简介》PPT。一个五分钟的PPT,看上去似乎是一件小事,其实不然。这个《程少堂简介》PPT全长五分钟,自动播放。2008年北京奥运会隆重举行后,梁青又将《奥林匹克进行曲》(又名《奥林匹克鼓号曲》)作为这个PPT的背景音乐。《奥林匹克进行曲》把进行曲里应有的威严、热血、勇往直前的特质尽情发挥,是一首强弱有序、节奏鲜明、气势恢宏的作品,演奏时不仅给人一种如梦初醒的震撼并且具有增强人们斗志的力量,听之能让人眉飞色舞,全身的血液会随着音乐的清响或沸腾或平静。我太喜欢这个背景音乐了。甚至可以说,我喜欢这个自我简介课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喜欢这个背景音乐,它与我的性格与灵魂相契又相合,赋予我的内心以澎湃的力量,是我每次讲学前必须的开场节目。到后来甚至发展到,我每次讲学冥冥中都会对这个自我简介课件产生魔咒般的依赖——这个自我简介PPT播放得顺利,我的讲座就成功或者很成功;如果由于讲课的地方条件有限不能播放,或者播放过程不顺利,比如有视频却没有音频,或者电脑有音频连接却放不出声音,我后面的演讲情绪就会受到影响,演讲效果就会打折扣。梁青就是这样,把她的“勇”,通过《奥林匹克进行曲》这首乐曲传导给了我。

 

梁青之“勇”还表现在她为了提升自己不怕吃苦。在2007年,《程少堂讲语文》入选于漪领衔主编、语文出版社出版的“名师讲语文”丛书之后的七八年间,我讲学的足迹逐渐扩大到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全国各地的许多地方。那时我讲学、讲公开课的数量较多。我外出讲学的全部PPT课件,都是梁青帮我做的。一般程序是,我根据自己的教学思想、设计写出详细的PPT草案,梁青帮我美化做成PPT课件成品。由于我向来都有过分追求完美的倾向,对课件的内容和形式要求极高,多数时候,我的PPT草案给梁青给得很晚,通常发给她时只给她留一晚上时间。有时草案发给她之后她美化完了,我又作了较大修改。这样,每次讲学数十张PPT,她要美化到下半夜两三点钟才能完成。这种情形不是一次两次,而是我每次讲学都如此。对此梁青不仅从无怨言,还乐于做这件事。她自己的解释是,帮我做课件她能学到不少东西。但只有我知道她为此付出了多少辛勤与汗水。

 

2011年,深圳市举行首批教育科研专家工作室主持人评选活动,本人有幸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夺魁。梁青得到消息后,主动打来电话跟我联系,要求参加程少堂语文味工作室。我自然是很高兴地答应了她。那些年,梁青在学校除了承担高三年级的语文教学工作之外,还兼任学校教研室主任,学校的重要文件特别是学校领导的一些重要讲话,基本上都是她起草的,工作忙而繁。而广州离深圳有两百多里路程,她来深圳参加语文味工作室的一次活动,来回怎么也得花上一天的时间,要克服很多困难。但语文味工作室首期和第二期约七八年时间中,唯一一个每一次活动都没有缺席的人,是梁青。几年前的一个周六下午,北师大培训部门请我在深圳市罗湖区文锦中学给他们办的一个全国性的名师培训班讲一堂公开课,课后做一个微型报告。由于上课时间是周六休息时间,而深圳市除了高三年级的高考备考会议外,一般不在双休日举办教师培训活动,因此我就只在语文味工作室QQ群公布了我讲课的信息,并有意没有要求工作室的成员来听课。说是有意,是因为我想看看语文味工作室的深圳本地老师有没有人主动来听我这堂课。让我颇为失望但毫不意外的是,语文味工作室的全体深圳成员没有一个人主动来听这堂课,都在家里休息。远在广州的梁青却来了,而且没有迟到。这堂作文课此前我没有在深圳讲过,在全国各地虽讲过多次,但都没有留下教学实录,深圳这一次,梁青帮我作了录音和实录。

 

梁青之勇还有许多可以一说的细节。我办两期面向中小学一线教师的深圳市教育科研专家工作室的体会是,这是一件大难事。难就难在,它意味着要想办法把工作室这群绝大多数没有学术细胞的一线中小学教师,培养得有点学术细胞。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的人生追求一向很高。有一些不理解的人对我的高追求可能会不理解,甚至认为我是吹牛。其实我不是吹牛,因为我说到的我基本上都做到了,甚至大都还超额实现。就办语文味工作室而言,由于在办工作室之前语文味已在中国语文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因此在工作室开班仪式上我就公开声言,只要能吃苦三年跟着我把语文味研究做下去,我就能把语文味工作室成员带入中国语文教育史。这样的工作室目标,语文界还有谁敢提?我提了。但我也很清楚,要将这个目标变成现实,须要投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须要付出代价。我是一个在事业上极认真的人。我甚至在周六早上八点给工作室的年轻人一一打电话,催促他们起床读书写作。他们大部分当时没有接但不久就给我回了电话或短信。当然也有个别成员不仅不接我的电话而且也不回我的电话或短信,并且把我的电话临时拉黑。我也不计较这些,该怎样做还是怎样做。这段时间压力很大,尤其是工作室集体撰写《语文味教学法》一书的那些日子,我的精神差点崩溃。由于太投入太累,导致有一段时间我的身体出现严重问题,头发掉很多。当时有相熟的老师见我面时曾惊呼:“教授你怎么头发掉这么多?走路好像摇摇晃晃要倒的样子!”我当时花很大精力做的另一件事是培训工作室成员。由于一线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性质所决定,语文味工作室平时主要只能依靠工作室QQ群进行沟通,那几年我每天都坚持在工作室QQ群讲很多话,把自己的学术方法、思考和经验毫无保留地提供给工作室成员,帮他们写教学设计、修改教案,以此作为对工作室成员的培训。语文味工作室成立之初本来做了分工,当时我把下载整理我在工作室QQ群中的谈话这个任务安排给了工作室里年纪较小的一位年轻教师。我是想给她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虽然做这件事不要什么水平,但须要建立在学习、兴趣基础之上的特殊毅力。可是根据分工该做这件事的年轻教师没有做。正当我失望之际,梁青私下告诉我说她每天下班回家吃完晚饭,就打开电脑,在语文味工作室QQ群下载、整理我的谈话。我问过梁青,你工作那样忙为何还主动去作这件麻烦事?梁青的回答还是那句话,即通过整理我在工作室QQ群中的谈话能学到很多东西。三四年下来,梁青以《歌德谈话录》为蓝本,整理编辑出初稿近百万字的《程少堂在语文味工作室的谈话》。

 

2007年梁青与我相识之后至少有十余年间里,我的所有教学实录都是梁青主动根据录像整理成文的。我的课堂教学实录都很长,做我的教学实录是很花时间的。梁青不仅主动提出做这件事,而且坚决要求包揽这件事,不想要任何其他人染指。有时我的某一节课,因为她太忙我就拟请其他老师帮忙整理一下教学实录,梁青硬是不同意,甚至为此而生气。

 

2014年,语文味工作室正在编辑语文味丛书,其中《语文味代表课观止——语文味教学流派创立者程少堂教学实录》这部六十万字的厚书,是梁青主动帮我编辑整理的。有一天梁青跟我说,应该把语文味网上这十多年积淀下来的我的各种文字搜集起来出一本书,那些文字有个性、有意思。我说,这些文字我没有存底稿啊!梁青说,我来搜集。接下来她花了很多业余时间,从语文味网上打捞出一本近八十万言的《我们当年——程少堂率性诗文集》来。经过删减,这本书稿在北京出版的时候,出版社在版权页写的是七十五万字。毫无疑问,没有梁青的主动与辛勤付出,就绝对没有《我们当年——程少堂率性诗文集》这本书。因此,2015年语文味丛书在北京语文出版社出版之际,我在《我们当年——程少堂率性诗文集》书后写了一篇文字不多但情真意切的答谢辞:

 

特别鸣谢

 

在拙作《我们当年——程少堂率性诗文集》一书问世之际,本人要特别鸣谢本书编者梁青女士。梁青女士是广州培正中学高级教师、教研室主任、广州市名师,最近几年相继参加深圳市首批和第二批教育科研专家工作室之程少堂语文味工作室,其间表现优异,工作室的所有大型活动,她作为市外成员,是唯一没有请假、没有“旷课”的一位,甚至连迟到也是没有的,且都是自己出路费。几年过去了,由于她的勤奋好学,认真刻苦,其学术研究水平进步巨大,同时无论是对语文味研究还是对我个人都贡献良多。我们知道,鲁迅、胡适这些人天天写日记,虽然其中鸡零狗碎的东西很不少,但他们写作的时候大约的确就想到以后肯定是会出版的。鲁迅胡适们当然有这个自信和实力。而本书中的多数文字都是我于数十年间,特别是来深圳做语文教研员后的随性之作,亦有相当一部分是工作性文字,写完都挂在语文味网上,这些东西在水平高的人看来,其中不少可能属于文字“杂碎”。这些“杂碎”,虽确为“敝帚”,即使是本人亦未必全都“自珍”,不少篇章甚而至于已经遗忘。如此这般,加上我辈远远不能望鲁迅、胡适等大师们项背的身份,此前自然也就没有想过会要抑或有机会将其整理出版。但由于这些文字的写法大都比较个性、率性,其中亦可略见“我们当年”雪泥鸿爪的遗痕;亦由于我的人生追求与定位较高,甚至可以说在当代中国语文界我的人生追求与定位不是一般地高而是相当地高,不仅心无旁骛,而且执着顽强,因此这些文字里,通常都洋溢着一种浩然之气与正能量。梁青女士主动请缨,得到我首肯后,她夜以继日,焚膏继晷,竟从运行十余年的语文味网上的海量信息中,搜集、打捞出我写的文字洋洋80余万言,着实让我惊讶。之后她进行细致地整理与编辑,继而又倾情撰写出《看得见风景的生命——〈我们当年——程少堂率性诗文集〉编辑余记》这篇很优秀的编后记。小时候老师教我们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我老人家今儿个则要说“没有梁青,就不可能有这本书”。我也没有其他办法感谢她,只是希望,假若后人有兴趣研究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历史,不要忘了梁青这样一个人;假若后人能从这部书中隐约看见程少堂的形象,相信他们也会从这部书中依稀看出编者梁青的倩影。

 

2016/2/23

  

2017年,我把《程少堂传》的写作任务交给梁青,并希望这本传记在我退休之前能出版。梁青勇敢地接受了这个重任。我跟梁青说,2013年在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东北师大研究生张岩的近三十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荒原中的舞者——程少堂语文教育思想研究》,是中国语文教育史上第一部研究在职语文教师之语文教育思想的评传性著作;如果这本《程少堂传》能在我退休之前出版,那就是中国语文教育史上第一部研究在职语文教师的他传,当然是送给我退休的最好的礼物了。毫无疑问,梁青是唯一能够承担这个任务并有能力写出这本《程少堂传》的人。为准备这本传记,梁青对我作了一百多个小时的录音采访,之后陆陆续续做了一两年的写作准备工作。只有我知道,《程少堂传》的准备与写作过程让梁青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写作期间她甚至还哭过一次鼻子。准备与写作《程少堂传》的过程,是梁青漫溯到我灵魂深处,成为比我的家人还要了解我、同时也最理解我的人的过程。2019年5月在我退休前夕,洋洋五十二万言的《程少堂传》在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这当然是语文味成长史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人生中的一件意义极其重大的事件,同时也标志着梁青从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已然成长为一位货真价实的学者了。

 

梁青深度融入语文味研究,既是大智,也属大勇之举。《论语·学而》记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跟老师孔子请教说,贫穷而不谄媚,富有而不骄傲,这样做怎么样?孔子说,这样可以了,但还不够(还可以更好)。台湾大学哲学系傅佩荣教授讲学时说,他常常把孔子这句大意为“不错,但还不够”的话作为座右铭。梁青的水平已然相当不错,但好学不倦的她却总是感觉到自己的学识不足。孔子曾说过“知耻近乎勇”。梁青认为自己的学识不足,这不也是一种“知耻”吗?因此梁青的舍近求远深度融入深圳的语文味研究,可以看成是一种“知耻近乎勇”的典范。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我把梁青深度融入语文味研究看成是大智大勇之举,还有更特殊的原因。辩证法告诉我们,像任何事情都有阴阳两面一样,世间任何人与人的关系也是有一利很可能就有一弊。换言之,对一个人只有利而无弊的人际关系,只能在幻想中存在,现实中是不可能有的。更极端的例子是,我们的生活中有时会遇到这样一种人际关系,即表面是朋友而实际是敌人。例如我们绝大部分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一种经历:面对有些所谓朋友我们有时候真想冲着他或她大喝一声——有你这样的朋友,我还需要敌人吗?随着语文味从当年的星星之火演变为烈烈燎原之势,语文界对语文味的影响羡慕嫉妒恨直至攻击诋毁的人有之,嫉妒同时又想趁机搭便车消费语文味的人有之。当然,迄今还没有发现广东语文界有人公开发表文章诋毁攻击语文味的。不过世界确是复杂,事情常常有另外一面。有一句话说得深刻,世界上只有两种东西不能直视,一个是太阳,一个是人心。在我1999年底进入广东语文界之前,广东语文界基本上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广州本土名师的“天下”。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我来了。在红尘滚滚的深圳,“两手抓”即又想赚钱又想做出真正有价值的学问来的人是不少的。可是鱼和熊掌兼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我从高校来到深圳做市中学语文教研员迄今二十年,从不炒股不炒房(其他人炒股炒房没什么错),数十年如一日心无旁骛激情浇铸于语文味研究,通过知行合一的研究方式,将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相濡并进捆绑提升,特别是从2002年开始就主讲以《荷花淀》为代表的一系列全市性大型公开课,这些公开课在中国语文界产生很大影响。尤其是2002年4月11日在深圳中学主讲的全市大型公开课《荷花淀》一课影响“巨大”,被认为是开创了一个教学流派。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在中国语文界浪得虚名,前期与其说主要是由于提出语文味理念,不如说主要肇始于《荷花淀》一课的“巨大”的影响。到2007年,《程少堂讲语文》作为华南片唯一代表入选语文出版社出版、于漪领衔主编的“名师讲语文”丛书。当然,这并非一定是在华南片我的水平最高。“名师讲语文”丛书另一位主编、《语文教学通讯》初中刊主编、现《语文报》社总编辑刘远先生曾直言,广州有几位语文名师原本是有一些影响的,但后来沉不下心来坐冷板凳都去赚钱了,学术上的影响就渐渐消失了。我想这大概就是我这个外来者“捡了漏”的原因。至2009年,我又入选教育部主管的《中国教师报》《基础教育课程》杂志社联合举办的“建国60周年从课堂里走出的100位教育家”;2009年被四川师范大学入选该校的选修课《当代十大名师研究》课程及其教材(后来还入选过其他高校编写的教材)。从2006年左右开始,全国各地高校硕士研究生以我和语文味为研究选题的硕士学位论文不断增多,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张岩近三十万字的长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荒原中的舞者——程少堂语文教育思想研究》在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我国学术界首部研究在职语文教师的评传性学术专著。十数年来各地出版的许多本全国性语文名师选本,在华南片都不约而同地只选了我一人。面对本人这些接踵而来、“节节攀升”的非体制内的社会性学术荣誉和影响,语文界的学术生态开始失衡。有一些人不太服气,这样的人广州语文界自然也是有的,而且不止一个两个,我搜集到一些这方面的生动素材,但决定不在这里公开。不公开,主要原因是我认为这不服气属于正常。为何说正常?因为你一个人胜过一直浩荡的队伍,别人能舒服吗?用古人的话说就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用我的“名言”说就是有人的地方就有不服气。不过这些不服气丝毫不影响我的心情。我在退休的前一天即2019年5月7日晚上给自己写了一首诗《退休吟》:“从来绝调难为成,偏有妙曲谱人生。门前滚滚红尘闹,心中翛翛神灯明。唯有激情多奇志,敢做语文一陈胜。长啸一声归去也,功过自有后人评。”这首诗高度浓缩了我的执著的、求仁得仁的奋斗经历,也很好地反映了我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我的确在红尘滚滚的广东“捡了漏”,那是因为我“心中翛翛神灯明”。由于学术影响大,我在北京大学等“大地方”讲过学,在广州也讲过不少学。不过在广州讲学,都是外地一些高校或广州市下属的一些区的教学研究室请我去讲的。2011年12月21日,广东省教育厅教学研究室邀请我在广州面向全省语文教师主讲过一堂大型公开课《锦瑟》,这堂课当然也很成功,并引起很大反响。不过广州市教学研究室的语文学科二十年间从未请我去讲过学。他们没请我到广州讲学正常,因为我也没有请他们到深圳讲过学,双方没有来也就没有往,因此谈不上谁属于“非礼也”。但可以预料,作为广州的一名年轻语文教师,梁青舍近求远加入深圳的语文味研究队伍,当然就可能会引起她周围的某些人的不快,有时甚至会遭遇或明或暗的打压。以梁青之智她绝对不会认识不到这一点。但梁青是“勇者不惧”。不想沦于平庸,追求通过学习、研究、运用语文味教学理论来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和教学境界的梁青,“此心光明,夫复何求”?因为追求高格,心地光明,梁青对与语文味建立深度联系于她个人带来的一些可能的不利因素从容面对,坦然承受,并执著地在语文味研究的道路上坚定前行。也难怪有了这些生命体验的梁青,在教学苏东坡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时候,别有一种更感人的力量。当然,面对自己在某些评审中遭遇不公甚或打压,梁青难免也会有难过之情。这时她会跟我打电话释放倾吐,我就会一如既往地安慰她,跟她聊天讲故事。我跟她说,著名文艺理论家、幽默美学家孙绍振先生在学术界的名气够大了吧?可是孙绍振先生最近亲口告诉我,他在福建师大中文系曾长期遭受个别当权者的打压。听孙绍振先生这样说我开始感到惊异非常,但很快就完全认同,因为天下乌鸦不是一般黑吗?就我自己,一些语文界的朋友曾谬奖“程老师这二十年一直属于语文界的‘一线’名师”,这在语文界混得满可以了吧?可我不是也常遭打压吗?但青山遮不住,何况小石子;青山遮不住,浩荡东流去。他们打压得住我么?几年前我应深圳市福田区的邀请在福田区的一所小学主讲了公开课《伯牙绝弦》,并把它作为我在深圳语文讲坛上讲公开课的封山之作。我为什么选择《伯牙绝弦》作为封山之作?是因为我认为,这个故事说明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是很难的。伯牙当然是厉害之人,因此子期一死,伯牙就对这个世界彻底绝望了,他从此不再奢求别人的喜欢。我跟梁青说,你听了这堂课后写过赏析文章,你对我讲这堂课的动机不是很清楚的吗?《圣经》上有一句话大致是这样说的,有福的人会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无论生活的洪流如何,不紧不慢,不疾不徐。我鼓励梁青,高手永远是盯着目标做事,只有认准目标,精于一事,将一件事情做到极致,才有可能真正创造价值;天下研究语文味的人很多,你喜欢并坚持你的语文味研究就是有价值的目标,因为如果语文味消失了,那留着语文有何用?哈!我还跟梁青讲物理学大师、德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和量子力学的重要创始人普朗克的故事。和爱因斯坦并称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两大物理学家之一的普朗克,因发现能量量子化而对物理学的又一次飞跃做出了重要贡献,在1918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量子力学的发展可能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发展,甚至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要重要。普朗克年轻时也曾受到不少老一代名家的打压,他在与老一辈科学家争论时写过一句后来成为名言的话:“要接受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并不用说服它的反对者,而是等到反对者们都相继死去,新的一代从一开始便清楚地明白这一真理。”我带着调侃安慰梁青道,你深度融入深圳的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若干年后回头看堪称壮举,因此你不要太看重那些不理解或打压,有不理解或打压,正说明你有些厉害,厉害的人从来不苛求别人的喜欢,你坚持做自己的事就得了,慢慢熬,等到有一天打压你的人都死光了,你就出头了不是,哈哈!这些故事和笑话中的坚韧与幽默,通常会让梁青破涕为笑。

 

接下来说说梁青之仁。

 

梁青之仁,首先表现在其心无旁骛专心做自己的事,为人低调。在学习交流的过程中我常常跟梁青讲,酒香也怕巷子深,把自己的学术观点作适当的宣传推广是可以理解的,但勿沦于过度炒作的泥沼,过度炒作就庸俗了。比如有的年轻教师出一本自己的课堂教学实录,这本来是好事,但几十篇课堂教学实录每一篇都硬请语文界的一位“名人”写点评,就未必合适。我认为,重要的、影响较大的课例请名家写点评,是可以的。但一本书几十个教学实录篇篇都请语文界一位名家写点评,有那个必要吗?是否名家一点评,你的课就得道升天变成名课了?事实并非如此。而且有的所谓“名家”未必真有多少料,他说的话能有多少道理或真理的成分?梁青从不做这些拉大旗作虎皮的事。

 

梁青之仁,还表现在她学术上心地单纯,从不惹事。这与其说与她的性别有关,不如说与她的品性有关。我经常跟梁青讲,专心做自己的研究,尽管学术可以商榷与争鸣,但商榷与争鸣要基于真实的研究心得,而不要在没有尽可能全面了解、准确地理解一个学者的情况下,就孤立地抓住只言片语随便批评别的学者;更不要功夫不是放在做自己的研究上,却企图通过抓住一个名人骂一顿来博名,甚而至于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惯于使用学术伦理上最不道德的手段——曲解,那是学术下三滥的做法,为真正的学者所不齿。胡适当年就提醒他的学生说,做学问不可随便批评其他学者。胡适为何有这种指点?我的看法是,同一领域的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一个问题,每个人都摸到大象的一部分,合起来,可能就是整个大象,这是多好的事啊!但现实中总有个别摸到大象的尾巴或者甚至什么都没有摸到的人,必欲把摸到大象的头、屁股或大腿的人干掉,以显示自己的高明。一个做学问的人,不是通过长期勤奋深入地研究来占领学术高地,而是企图通过诋毁名人,靠雕虫小技、旁门左道去挤占他人的学术空间,以达到消费名人的学术观点和知名度来达到“学术弯道超车”的目的,这样做可能得逞于一时,却不会得逞于永久,因为学术史不相信欺骗,只相信实力。这些方面梁青做得很好。

 

梁青之仁,还表现在其学术态度严谨。胡适在治学上反复强调“不苟且”,他到一个学校演讲“做学问的方法”时便说:“科学方法只是不苟且,不懒惰,肯虚心的人做学问的方法。说破了不值半文钱,学起来可要毕生的努力。”(《胡适全集》第32卷,第323页)胡适在倡勤、谨、和、缓四字诀时又说:“谨即是不苟且,一点一笔不放过,一丝一毫不潦草。举一例,立一证,下一结论,都不苟且,即谨,即是慎。”(《胡适全集》第24卷,第612页)我曾经多次讲过,华东有位语文特级、正高级教师自称他的文章数量在中国语文界数第一(其实语文界还有人的文章数量比他多不少)。各行各业都有人炫耀数量而不是质量。不错,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文章数量多,一般说来是一大优点,起码说明这人很勤奋,喜思考,笔头快,有毅力。但数量不等于质量,光是数量,总觉得不是档次很高的人该炫耀的事情。孔子和苏格拉底都没有文章流传下来,可在人类思想史上有谁比他们两位的地位更高?据说古今中外写诗最多的是清朝的乾隆皇帝,一生写诗五万首,但乾隆在中国文学史上毫无地位,五万首诗无一句留传。日本学者平冈武夫在《唐代的诗人》《唐代的诗篇》中,将《全唐诗》所收作家、作品逐一编号作了统计,结论是:该书共收唐诗四万九千四百〇三首,句一千五百五十五条,作者共两千八百七十三人。张若虚的诗仅存两首于《全唐诗》中,其一为《春江花月夜》,乃千古绝唱,有“盛唐第一诗”“以孤篇压倒全唐”之誉。可见作家的文学史地位也不是由作品的数量决定的。黄炎培先生的孙女、因反对三门峡工程而在中国水利史上名垂千古的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的女儿、著名数学家杨乐先生的夫人黄且圆,出过一本名叫《大学者》的书。这本书主要讲述了胡先骕、孟昭英、陈省身、黄万里、彭桓武、王元、丘成桐等七位享誉中外的大科学家的故事。书中记载有我国著名数学家王元院士的一句话(大意):“最近看陈景润的文章,觉得他的文章有三分之一是不要写的,而我自己的文章有二分之一是不要写的。”真正杰出的学者就是这样看待学术论文或文章的。我又从一位著名学者的文章中读到过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大学问家,每当有人向他介绍一个人物时,他必定要问:“哪句话是他说的?”在这位大学问家看来,某人要想被称为一个人物,那他必须说出点什么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来。窃以为“哪句话是他说的?”是被称为人物特别是被称为有贡献的学者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是的,你的文章数量很多甚或最多,可喜亦可贺,可是请问,哪句话是你说的?哪篇文章是你写的?我的体验与观察让我确信,无论是中小学教师还是其他领域的学人,做学问要做出一点名堂,以不辜负生命,不容易。学者的论文质量比数量更重要。学者的价值在于其内部发展的高度,而不在其比如做官的级别,或者文章的数量,或头上戴的帽子这些外在发展的“高度”。我还认为,对教育科研有兴趣的一线中小学教师,从爱好科研到成为学者是一个凤凰涅槃的过程。在部分中小学教师就是凭着编写一本教辅资料甚至“抄”一本就能评上一个特级或正高级混得一个“名师”头衔的现实面前,梁青从一开始走上学术研究道路就学风严谨、踏实。经过多年艰苦学术训练磨砺,梁青文章数量虽不算多,但质量不错。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后世学术界对儒家的仁有很多种解释,其中有一种是否定式的解释,有一种是肯定式的解释。否定式的解释是“仁者不忧”,肯定式的解释是“力行近乎仁”。“仁者”为什么会不忧呢?梁启超在其演讲《成为一个不惑、不忧、不惧的人》中指出,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两端:一曰忧成败,一曰忧得失,而仁者既不忧成败,也不忧得失。梁启超这个演讲中还引用《易经》中的“君子以自强不息”和《论语》中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等名言,认为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说呢?梁青在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上正是体现了不忧成败与不忧得失这两种优良品质。她从不计较学习、研究、推广语文味教学法的成败,也不考虑学习、研究、推广语文味教学法给自己带来的得失,只是因为她喜欢,所以她学习,她研究,她推广。因为发自内心喜欢语文味,因此梁青努力实践语文味教学,而且是所有喜欢语文味教学的语文教师中最努力实践的一个。

 

中国传统文化还认为仁就是择善固执。这里的固执不是顽固偏执,而是持之以恒。梁青的仁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执著坚持在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上的“力行”。作为广州市越秀区中学第四学区主任助理,她组织学区各成员学校语文老师赴深圳参加语文味公开研讨课活动;敢于在广州成立语文味教学法研究基地,并举行语文味教学法宣讲会,邀请深圳多位名师莅临广州讲学语文味;敢于在区域内举行语文味专题研讨会,并邀请我作语文味专题报告;敢于接受邀请赴韶关面向全省名师工作室成员讲学语文味,应邀赴广东仲元中学讲学语文味公开课《道士塔》,如此等等。由于她的“力行”,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在广州这个“特殊”的地方也扎下了根。

 

梁青在实践语文味教学上的“力行”,还特别表现在她在研究语文味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教学语言——人间语文。我认为,做好的学问也必须要考虑三大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根据中国传统学问方法,做学问(包括教语文),光知识积累是不够的。从书本、从别人的经验,从经典著作里学来的还都只是知识,上等的学问要学成知道,这种知道的状态一定是在自己的实践中反复体悟发生,只有在自己的生命中印证到的东西才是知道。所以把知识转化为知道才是做好的学问和教好语文的根本。这种长时间的体验、印证才能积累出自己的自信。真正的学问成长,就是这种自信心的成长。这就是中国传统学问方法的精髓——“学问生命化”与“生命学问化”,也是我作为教研员成功之“堂奥”。这一“堂奥”在我的教研工作中具体体现为“教研工作课题化,课题研究教研化”,即把工作当成学问来研究。梁青这本《从语文味到人间语文——梁青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也是其学问生命化或生命学问化、学问工作化或工作学问化的有益尝试,其中有作者梁青对语文之道的一些思考与反思,诞生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带有某种教学哲学的性质。什么是教学哲学?我认为,所谓教学哲学,就是基于但超越纯技术的层面,思考反思怎样才能好好教书,这样的思考与反思就是教而上学,就是教学哲学。我也一向认为,如果说世界上只有两种教学法,那么一种是技巧成为思想的羁畔,或者说技巧凸显思想退场的教学法;一种是技巧为思想服务,或者说思想与技巧齐飞的教学法。梁青的思考与实践,当然是属于后一种的努力和追求。她的这些思考与实践自然还有许多可以上升与丰富的空间,但不要小看这些刚刚萌发的思想的力量,因为有生命力的思想的力量有时如蝴蝶的煽动的翅膀。

 

 

梁启超在《成为一个不惑,不忧,不惧的人》的演讲中认为,“我只是为学问而学问,为劳动而劳动,并不是拿学问劳动等做手段来达某种目的——可以为我们‘所得’的知。所以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得失可忧呢?”我认为梁青之仁最杰出之处也正在此——在物欲横流,将他人当作手段,诱导人们相遇的力量大都基于功利目的之现实面前,她难得地坚持人和人的某些关系应当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因而舍近求远,主动地与深圳的语文味研究建立了深刻的联系;在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把语文味研究当成“他”的课题,把与“他”的交集仅当成获取“我”的好处的手段,而把替语文味研究做一些事情当成是所谓“失去自我”的时候(实际上这类人在学术上哪里有“自我”,因此何以谈失去),梁青却把语文味研究看成是“我们”的课题,并把投身语文味研究过程当成是为语文味理论发展做贡献,同时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时间和实践业已证明,对语文味抱持通过学习、研究、运用来提升自己为目的的梁青,在勠力同心、聚焦语文味研究为语文味研究做出贡献的同时,客观上已然很好的实现了自我的价值。梁青从不把和语文味的交集带来的一些有利影响看成是目的,而是视之为如江上清风和山中明月一样地自然而然。 

 

于丹教授在央视讲《论语》时认为,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内心的强大可以化解生命中的很多遗憾。从这个意义上说,外表温婉、优雅的梁青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人。梁青跟我问学多年,天资聪慧,领悟力强,加上刻苦,勤奋,执著,有恒,一个“抗战”下来,进步巨大。可以实事求是地说,在现有不少“特级苕”“正高苕”“名师苕”的当下,梁青绝不是一个“光蛋苕”“高级苕”“名师苕”。具体说,就教学实践即讲课能力而言,梁青与我认识的不少水平不错的特级、正高级教师相比,并不逊色,甚至比其中的不少人还要强一些;就教育教学研究能力而言,梁青发表的语文研究文章、著作质量,不少属上乘,其代表作的水准,比我所见的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中的不少人要高一个层次;她的书法和口头表达在一线教师中更是上等水准,可以做许多特级、正高级教师包括我本人的辅导老师(当然她口头表达上的幽默感比不上我)。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一言以蔽之,依我看来,作为一个年轻的语文名师,梁青虽然没有暴得大名,但几乎没有太短的短板。我甚至要说,梁青虽然现在既不是特级也不是正高级,只是一介中学高级教师,但就她通过长期坚持不懈地追求,用时间、实践和汗水,逐步磨砺出来的实能和做出的实绩而言,我认为现在她比有些特级、正高级教师要强一个数量级,比某些特级、正高级教师甚至强不止一个数量级。这么说吧,相比较而言,我觉得某些“高帽子”很多的所谓“名师”是人造革,而梁青是真皮。

 

 

古今中外许多思想家、艺术家都讨论过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之困难及其所带来的宿命般的孤独。笛卡尔认为,“人是无法同存在于自我之外的他人取得一致的。这个我是无法通过我思接触到他人的。” 萨特甚至指出存在主义哲学的第一原理是“人与人在本质上是无法沟通的”。英国大作家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写道:“我们每个人生在世界上都是孤独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国社会学家李银河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自己的生命体验时说,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无法沟通,人在这个世界上是绝对孤独的。我对这些名家的观点不仅抱有深刻的认同,而且感同身受。但加强人际交流能否克服这种无法沟通的孤独感呢?我认为不一定能。美学理论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距离产生美”,这句话也就意味着交流未必会增进共识。是的,子期的珍贵,伯牙的绝望,不正是因为人和人之间的那种用生命来回应灵魂发出的旷古的呼唤之稀缺?佛说这一世所有的相遇都是上一世的重逢。而我与梁青的相识是与我自己的重逢。梁青是这个世界上最理解语文味、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最理解我的人。一千多年前的李白曾用“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诗句来表达对韩朝宗的敬仰,我则要用“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梁太史”来表达我对与梁青相识的庆幸。而其实,对语文味而言,梁青不仅起到了类似于太史公的作用,她更是一个智慧的愚公,是除了我自己之外,对语文味最上心,为语文味付出最多,最持久,最刻骨铭心,贡献最大之人。毫无疑问,梁青的付出比我的付出要更辛苦、更艰难一些。梁青是语文味的宣言书,梁青是语文味的宣传队,梁青是语文味的播种机。梁青执着地不懈地对语文味理论与实践进行艰辛探索,用她的智、勇、仁,用她的不惑、不忧与不惧,用她的善良与耐心,坚韧与激情,体贴与力行,为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增添了特殊的光彩,做出了其他任何一位喜欢语文味的教师根本做不出的,创造性的,卓越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果语文味有一天可以进入中国语文教育史,那么梁青就是语文味成长史上一个富有美学色彩的隐喻,她的倾心加倾情之投入极大丰富了语文味成长史的内涵,使语文味理论与探索的历史成为一部可歌可泣的多姿多彩的画卷。梁青的灵魂早已与语文味合而为一,她独享着这过程中充溢的煎熬与满足,同时在这过程中有力地提升了自己的人生境界与价值。积土成山的语文味之巅上的每一颗粒和每一片巨石,唯有对梁青才形成一个世界,她付出汗水的过程本身足以使她感到充实与幸福。可以预言,梁青的名字与灵魂,终将、必将与语文味同在。

 

何因不归去,岭南有春天。十四载沐风栉雨,五千天砥砺前行,魂牵梦萦,艰苦卓绝,于万马奔腾之中一骑绝尘,回头一顾,在生命的深切呼唤与应答中,携手同创的语文味共同体玦玉已然成环,当年的陌生人,已如亲人。

202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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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郑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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