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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散文书写与 传记文学的魅力

已有 814 次阅读 2019-9-13 19:01 |个人分类:传记理论|系统分类:人文社科|文章来源:转载

散文书写与 传记文学的魅力


发布/2019年4月1日 3:30 AM来自/联合早报


赵白生:把作家定格为传记家是一种升格,升格到司马迁的行列。


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国家图书馆管理局主办的本年度“世界书香日暨文学四月天”,将于4月13及14日,分别在新加坡大会堂与国家图书馆举行专题演讲。今年的大会主讲嘉宾为来自中国大陆的赵白生与来自台湾的钟怡雯,他们在接受《联合早报》电邮访问与长途电话访问时,分别谈了传记文学与散文书写。

“五传生涯”





赵白生谈传记文学

还是“无传生涯”

国际传记文学学会创始人、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任赵白生,数十年来致力于推动传记文学发展,赵白生于1994年成立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对当今国外的传记文学发展很熟悉,他的传记理论和著作,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传记文学的热点效应

对于为何多年来一直执着于传记文学的研究,赵白生在接受联合早报电邮访问时说:“我的半生,不妨概括为‘五传生涯’:即写传、教传、编传、研传、‘搞传’。写传、教传、编传、研传,还好理解,‘搞传’,有点不好懂。‘搞传’就是搞传记组织,搞传记活动,搞传记教育。”

赵白生透露,过去25年来,他搞了三个传记组织,包括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及国际传记文学学会(International Auto/Biography Association)。

他说:“搞了25届中外传记文学年会,还有几十次传记文学笔会。小学、中学、大学的课堂里,还有作家协会的报告厅,我都讲过传记文学。从数量上讲,这三项加起来,不知能不能写进吉尼斯(健力士)世界纪录?”

赵白生又说:“某批评家说,中国传记文学的地位这么低,可见你没有搞好。话虽偏激,但不全是偏见。这让我反思,我的‘五传生涯’是不是‘无传生涯’,遥看热闹近却无?看来,你的问题,‘为何’‘执着’,让我头脑清醒,不能‘我执’,不能执迷不悟。应该更多地思考:‘如何’‘执着’,才能让传记文学发扬光大?”

有人说,近年来世界传记文学是不是显得特别火,赵白生答:“说世界传记文学显得‘特别火’,在这个大数据时代,需要数据作后台支持,才免于‘印象式批评’。出于职业习惯,我对文字和数字,特别敏感。张戎的《鸿》销量超过1000万本,艾萨克逊的《乔布斯传》在美国仅一周,就畅销近38万本;奥巴马夫妇的回忆录,稿酬创下6000多万美元的世界纪录。现象级图书,传记文学占比很大,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传记文学的热点效应’”。

中国传记文学精品少

说到目前中国的传记文学概况,赵白生说:“当代中国传记文学概况很难一言以蔽之,如果硬要概括,经典过硬,精品过少。傅雷的《傅雷家书》、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张中行的负暄系列、杨绛的《干校六记》和《我们仨》、唐德刚的《胡适杂忆》、雁翼的《囚徒手记》、流沙河的《锯齿啮痕录》、韦君宜的《思痛录》、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等,说是经典,似不为过。”

在他看来,“当代传记,精品过少,因为中国传记创作的职业化程度极低。”不过,他也说:“当代中国出色的传记家还是有的,他们上下求索,成绩不凡,如桑逢康的《郁达夫传》、韩石山的《徐志摩传》、张雅文的《生命的呐喊》、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等,值得细读。”

对于传记与传记家,赵白生说:“中国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个人去世时,盖棺论定,往往会封上这个家那个家,却独独不说是传记家。实际上,看《傅雷家书》的读者,很可能远远超过他的某部翻译代表作。季羡林的多数著作,也许只有少数甘坐冷板凳的学者去读,但他的几部自传,却是长销书。杨绛的传记作品,更是如此,不但长销,而且畅销。不管给杨绛多少身份,她的第一身份,应该是传记家。因为她的翻译、她的小说、她的戏剧、她的论文,就影响力而言,没法跟她的传记比。章诒和的第一身份,也是传记家。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这样看自己的?

赵白生说:“把作家定格为传记家,实际上是一种升格,升格到司马迁的行列。数典忘祖,我们自然不应该忘记,子长者,传家也。”

研究和创作两手抓

作为学者,赵白生的学术著作《传记文学理论》出版后一直受关注,关于传记文学的文学价值与历史价值,这本书有很好的答案。作为传记文学的推动者,赵白生是否也会从事传记文学创作?

他说:“我写传记在先,研究传记在后。当然,严格意义上讲,上世纪90年代初写的那些短传,尽管也发表了,还谈不上传记文学创作,只能算是试笔,练练手而已。但《元首传》里那些不成熟的篇什,也有作用。它们好像诱饵,勾起我研究传记文学的兴趣,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走进传记文学研究的‘国家队’。”

赵白生也说,搞传记文学创作,一直排在他的日程之上。“传记文学品类繁多,除了传记和自传两大主力,还有日记、书信、电邮、年谱、微信,也包括回忆录、忏悔录、谈话录,甚至还涵盖碑传、遗嘱、墓志铭等。因为研究的关系,我对这些亚文类非常在意,常常挑选一二,不断练笔。”

他说:“我发现中国传记文学的倡导者,还有研究者,有一个好传统,即传记研究和传记创作两手抓。梁启超这样,胡适之也是这样,朱东润更是这样。梁启超写的传记,数量不少,影响巨大,特别是他的外国名人传,拓宽中国的‘传路’。胡适之的‘传路’更宽,他的日记,也很了不起,可以说是巨著。可是,真正认识到胡适日记的价值的人不多,余英时就是一位。朱东润的传记文学创作,特点突出,但到目前为止,对他的精深研究,还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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