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扬宗

1956年，我国首次评选科学奖金，即“中国科学院第一次科学奖金”，后来被追认为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这是新中国首次评选科学奖，受到科技界的广泛重视。此次科学奖的评选，先由中科院各学部对来自全国高校、各部委、科研机构等单位系统推荐的成果进行评选，最后由近40位科教界知名人士组成的奖金委员会进行总评。这次评选相当严格，仅有华罗庚、吴文俊、钱学森各有一项成果分获一等奖，另有5项成果获二等奖，26项成果获三等奖，总计获奖成果是34项。本来还有一项成果被评为三等奖，但由于获奖者拒绝接受而放弃了。这位拒绝受奖者就是中科院古生物所所长斯行健先生。

斯行健（1901-1964）是我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他于1931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归国后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南京）代所长、所长，1955年获聘为首批学部委员。这次评奖，斯行健报了一项成果《陕北中生代延长层植物群》。这是他的新著，也是他平生的代表作。在这部书中，他率先指出了我国中生代植物群演替规律，并提出了我国中生代陆相地层的划分方案。这是他总结多年古植物研究心得，为石油地质服务的心血之作。当年评奖，生物学地学类成果由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常务委员评选，可是评委中的古生物专家仅有杨钟健先生一人，其他人大概都不大识货，且斯行健的书刚出版不久，反响还不大，这项成果被评为三等奖。实际上，此次生物学和地学没有一等奖，二等奖也仅有一项(植物学)，斯行健这项成果能够列名三等奖，已属不易。

斯行健在评奖结果公布之前，得知自己的成果被评为三等奖，十分失望，非常不满，他立即“要求撤回，不然就要停止工作”。中科院领导立即对他做说服工作，“经二次谈后，认为可以接受”。但过了没几天，1956年12月12日下午，他就复电称：“奖金名单内贱名希望抽去”。次日，中科院领导再次打电话劝说，但他坚持撤下，认为（三等奖）“对于他不是鼓励，而是打击，不必再考虑”（引文均见竺可桢1956年12月的日记）。最后，科学院奖金委员会尊重斯行健的意见，将他从获奖名单中撤下。

1956年评选全国性的科学奖金时，本已决定以后每隔二年评选一次，但1957年反右之后，科学奖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做法遭到批判，从此二十多年就未再评奖。1964年7月，斯行健病逝，终其一生也未获国家科学奖。“文革”过后，国家自然科学奖恢复举办，斯行健参与过的两项成果被他的同事和学生报奖，获得过两次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但这些身后事他都不及见，按照他原来的态度，恐怕也不一定会接受。

任何评奖，总难免发生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事，有时该得的未得，有时不该得的得到。科学家大都很重视学术荣誉，但像斯行健那样拒绝科学奖的科学家还是很少见的。

   1956年的科学奖金评选中，生物学地学部还有一件争奖项的事。植物学家钟补求对自己的成果“马先蒿属的一个新系统”被评为二等奖也非常不满。其实这是生物学方面获奖等级最高的一项，但钟认为应该得一等奖。后经竺可桢等出面做工作，指出他的成果发表不久，还没有国际反响，不能与华罗庚等人的成果相比，钟补求才接受获二等奖的结果。钟表示要努力工作，争取以后得一等奖。但接着政治运动不断，他不断挨整，没有机会好好工作，一等奖终成虚愿。

   1956年科学奖金评选时，还有一桩主动撤出评选的佳话。当年地质部推荐李四光关于“旋卷构造及其他有关中国西北部大地构造体系的复合问题”的成果报奖，生物学地学部审查后评价也很高，建议给予一等奖。这项成果是地质部推荐的，李四光是地质部的部长，还是奖金委员会的副主任，如果获奖难免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嫌，因此他在确定名单前主动撤出。就这项成果的重要性而论，当然不及华、吴、钱，获奖可能引起非议，但李四光最终主动撤下，也是难能可贵的。

斯行健、钟补求都是非常有个性的科学家，他们对待科学奖金的态度把他们的个性也表现得淋漓尽致。科学家的独特个性和学术自信，常常是他们取得杰出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次科学奖金评选中，获得一等奖的华罗庚也是很有个性的科学家。他的获奖成果是“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函数论”，在上报的推荐表上，华罗庚指定的成果鉴定人竟然是他的学生龚昇和陆启铿。他们当时都才20多岁，初出茅庐。但在华先生的眼里，他们最理解他的成果。他们的鉴定也得到了其他资深专家的认同。这也是这次评奖中的又一个异数。

（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14年11月7日第1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