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姑父林秉南院士

                                                                                         王天珍

  我的姑父林秉南,姑母王宝琳是55年底56年初回国的.听父母讲,他们在美国过得很不错,不但有车,还有自己带草坪的大别墅.是因为祖父(王季梁,中研院第一任化学所所长,一级教授)写信说新中国气象万新,让他们回国报效祖国,才回来的.因为是高科技人才,美国开始还不让,最后是以朝鲜战场上的美国战俘换回来的.回来后姑父在水科院工作,姑妈去在北京医学院工作.  

  在此以前我只在照片上见过他们.在一个孩子的眼里,姑妈很漂亮,个子又高又有气质,但姑父前额很高头发少,当然不是孩子喜欢的.所以我和姑父一直客客气气的.60年代初,姑父从北京出差到武汉,上我们家来拜访,姑父走了后,父亲对我说,姑父业务上很不错,30多岁就是正研究员了.

  姑妈回国后非常努力,除了上课,还要看门诊,值夜班,而她往往上完夜班,就去图书馆查资料.有一年夏天我在北京度假,父亲出差到北京,姑妈请我们吃中饭,到饭店来时还夹着书, 带着很多资料.问起来,才知道,她上完夜班没有回家就去图书馆借书, ,所以带着书就上饭店来了.这给我的印象太深,所以多少年后,我在大学工作时,也喜欢坐图书馆,有人问,我会说,跟我姑母学的.因为工作出色,姑妈很快就成为知名专家,在64年提为副教授.这在当时就是很难的了.

文革时,我们家和姑妈家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姑父到郑州郊区农场劳动了.姑妈被当着特嫌隔离了几个月,因为是医生,还留在北京.表弟下放山西,村里很穷,他们正在发育期,饭都吃不饱.后来姑妈作为北京医疗队到山西巡回医疗,请了几天假去看表弟,一到村里,听说北京的大夫到村里来了,开始是村里人来看病,后来是周边四村八寨的人来看病,再后来差不多全县的都要来了,每天表弟的窑洞里,挤得水泄不通,来的乡亲都带着东西:一篮子土豆或者十几个鸡蛋,来后往窑洞后面地上倒.姑妈呆了几天就看了几天病人,嗓子都说哑了,也没顾上和表弟说几句话.姑妈走后,倒是还在村里的知青,整整吃了几个月的饱饭.

后来表弟转到了郑州姑父的农场.姑父在农场呆了几年. 一个大科学家去烧砖窑,学会的就是如何看炉火颜色知道是不是砖该出炉了 .

印象中,姑姑家的房子一直不大,水泥地,家具也很简单,先在中关村科学院,后来在车公庄,最后搬到现在水科院的位置-复兴路.只有一次家具比较好,据说是因为他们同学要丛美国来访问,院里临时给换的,还给铺了地毯.同学一走,地毯就收回去,但还有一些家具就保留了下来.搬到复兴路一号后,他已早就是院士,但在我看来和我们这些年轻人比起来,房子还是很小,主卧室放了一张大双人床就差不多满了,客厅放一组三人沙发也就占了一半，阳台也小,儿女都回来家里就住不下了.和北京以外的一些大学引进的院士住的院士楼比差得远了。说起来姑父是水科院院长,我国水力科学的泰斗,在大家的居住都大大的改善了以后，和他的学识比起来，他的居住实在是不太相称的。

1991年我从美国回来，因为跑课题时常到北京，有时候就住在姑妈家里。有一次和几个北京的同学聚会，有一个在科技报工作当过主编的同学李仁清问我住在哪里，我说我住在水科院，他问为什么住那里，我说姑父在那里当院长，他问你姑父叫什么，我说姑父叫林秉南，他说哎呀！你姑父了不起，修三峡时他提出了不同意见，他提出三峡修成后可能会引起泥沙淤积，造成一些未曾想像的灾害，必须慎之又慎。由于他的提议，三峡修建经过了反复的论证。从李仁清这里我突然觉得姑父的形象高大起来了。因为在当时修三峡呼声非常高的情况下，他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这是需要学识、见地和勇气的。

五年前有一次姑姑给我打来电话,一开口就说,珍珍,你们真幸福,生在太平盛世,不知道什么是国破家亡 ,流离失所,颠沛流离四处逃亡的滋味.抗战时,南京失守,爷爷一家仓促逃离南京,爷爷跟浙江大学逃到贵州遵义.我父亲(他们大哥)也跟着中央大学逃到了重庆.姑姑和他的母亲弟弟住到上海,结果瘟疫流行,姑姑染上了猩红热,继祖母去陪她,不幸打错了针,暴病身亡,一夜间,好好的一个家就剩下姑姑(16岁)叔叔(14岁)两人半大的孩子,孤苦零丁.  

抗战前,我祖父在上海,南京建了3栋洋房,其中一栋是我父亲设计的,连楼梯扶手都是铜的,日本人一来,什么都没有了.南京的看房人被打死,房子被烧掉;上海的财物被抢劫一空,房子被盗拆.祖父得知情况后对家人说:没有国家的强盛, 就没有家庭和个人的幸福.56年,姑姑回国后,去南京看过看房老人的遗孀,老太太见到我姑母泣不成声,说大小姐,日本人太凶残,叫开了房门,话都没有说,当面就是一枪,打死了她丈夫.所以姑姑老了后,记忆最深的就是抗战期间(青少年时期)的逃亡生活.

姑姑姑父虽然他们青少年时期因为日本侵略,吃了不少苦,但他们也是幸运的,有机会参加建国以后的大建设,贡献自己的学术和智慧.

姑姑回国后,一直在北医工作,有机会从事医学科学研究,在她的努力下,在国内首创小儿肾病学科,她是中国小儿肾病学会的副理事长,亚洲小儿肾病学会理事.姑姑曾经在提到她在美同学情况时,对我说过,天珍,我有幸能成为职业妇女,一点都不后悔.

姑父在50年代就开始了对三峡的研究, 1958年他受命对三峡水库水体突然泄放的试验研究,59年提交 “长江三峡水库水体突然泄放问题研究”和”三峡洪水研究计算方法研究报告”,为三峡工程的规划设计提供了支持,而且为溃堤问题研究打下了基础.四人帮倒台后,他又参加了三峡工程的论证工作,三峡工程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工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工程(之一),能有幸参加三峡工程的研究和论证,对于任何一个工程技术人员来说都是不枉此生。  

姑父后来当水科院院长，三峡泥沙组长，手里掌握着数量可观的经费，他有时也开玩笑说“我是过路财神”。我从美国回来后常常跑课题，深感经费困难，有一次不知得了什么朋友启示，就对姑父开玩笑的说，呀，您手里那么多科研经费，我能不能也申请点？姑父说，你学水利，你懂泥沙？我说，我学数字信息处理，图像处理，既不懂水利也不懂泥沙。话说到此，我也很知趣的下次不再提经费。那时候的人大约都被老毛教育好了，死脑子，不懂得怎么照顾七大姑八大姨。

姑母已在前年离开了我们，前几天表弟打电话来姑父（2014年1月3）也走了。本来这点东西算是对他们的一点纪念，发给亲戚朋友就行。但是看来想去感到这里写的一些东西并不是他们独有的，是老一代学人的一个缩影，还是放到科学网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