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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女孩跳楼背后的罪与责

已有 2338 次阅读 2018-7-10 19:28 |个人分类:心理学|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跳楼, 喝彩, 心理投射, 语言多功能性, 异类化

 

19岁女孩跳楼背后的罪与责

 

生命的消逝本是一件令人悲痛的事,而对生命的嘲讽和冷漠不由得让人愤怒。6月20日下午,李某奕从当地一高层跳楼自杀,不幸身亡。现场视频显示,现场围观者中有人起哄有人鼓掌,从庆阳市委宣传部获悉,警方已将“起哄的和对生命不尊重的”多名围观者行政拘留。[1]。这件事情使得关于“人性”一时成为热点,看到朋友圈中的这则信息,相比愤怒而言,我更多的是悲伤。

我不禁思考小女孩的生命逝去背后的罪与责。提到罪与责首当其冲的便是女孩的班主任吴老师,网络上讨论更多是法律的执行问题,其次便是楼下的起哄者。那么,在现实中,我们除了提供法律保障之外,还应采取哪些措施防范这样的“二次伤害”。

一、异类化的防范

可以注意到,在李某奕的控诉信中提到“在曾经朝夕相处的同学眼里,我成了得了怪病的人,每每回到班里都是质疑嫌弃的眼光,而我那班主任却成了可怜的生了病的人、善良的人”[2]。这里表明李某奕在受到伤害后进一步被孤立为“异类”。被异类化的风险也是很多被害者不愿意揭发施暴者的重要原因。

异类化是指一定的社会群体特殊对待的情境。异类化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在受害者受到伤害后,异类化可能从社会群体对受害主体的人身攻击、语言攻击、间接伤害提示等方式对主体造成二次或者多次伤害。这种异类化特别容易发生边缘[1]的群体身上。

异类化产生的主要原因可能有群体文化、威权对事实的扭曲。从群体文化来说,可能一些群体的观念认为受到性伤害的对象“不洁”;从威权对事实扭曲来说,由于具有威权的主体对社会舆论有很强的控制能力,他们所引导的舆论可能被当作事实来看待,比如明末的袁崇焕在死后被老百姓啖其肉。

防止被异类化的最主要的一方面是相关权威方面澄清事实,给予受害者保护。最为彻底的就是脱离原有的群体,进入新的群体,这个新的群体要么不知道受害者的原有信息,要么是新的群体文化对于受害者具有更强的包容性[2]。如果主体在受到伤害后,有转换环境的意愿的,相关部门应当给予一定的方面,同时相关法律应当将可能对主体造成伤害的信息[3]纳入主体的隐私范围给予保护。

二、行为(语言)功能的多重性

记得有几次对人家发了脾气,说了一些很不好的话,但是之后却十分后悔,其实自己并不是想那样的。我想在小女孩跳下的那一刻,应该有起哄者会十分的懊悔(他们并不想小女孩死,或者攻击小女孩)。这是我就想为什么为这样呢?原因是人的语言功能具有多重性,我发脾气一方面是在表达我的不满(传递信息)[3],另外方面就是抒发自己的情感[4](自我情感的排解),但是我并没有(真的)想让对方生气(语言的功能)。然而,我们很多信手拈来的脏话却同时具有三种功能,甚至于对于一些群体而言,攻击他人就是排解压抑的方式之一,不管这个他人是不是施害者[5]

当然,人类社会和语言系统也在不断演变。人们开始将词汇的攻击功能、情感抒发功能以及信息传递功能进行剥离和弱化。这个剥离和弱化表现两个方面。一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对词语进行变形或变形,将该词汇所有的攻击性功能弱化,比如我们所说的“切”这个词,而按照李敖的观点,这个词应该写作“且”,是象征生殖器的,是骂人的话。还有近年来的流行词语“草泥马”、“你妹”,这些词语相比原词的攻击功能大大弱化,但是保留很强的表达不满的功能。还有一种就是共同语境,我刚来北方时,看见两个人在那边对骂“你大爷的”,“你……”,当时很惊讶,要是在南方肯定打起来啦。后来理解同一语境下,其攻击性功能在相互理解下,变得弱化。

其他因素

唐映红[4](2018)认为去个性化是导致自杀怂恿的原因。以讹传讹导致的现场真相的曲解也是观众起哄的原因,比如有人认为小女孩是与男朋友分手,而对其进行鄙视[3]

还有类似于心情投射的现象。记得小时候,邻居家嫁女儿,那个奶奶哭得很伤心,本来我也没有感到伤心,但是看到她那样子的哭,我也不由得哭了起来。我后来想心理应该是有投射功能的,这种投射功能就在一定范围内,人们通过面部表情、声音等方式将心情[6]或者心情表达的传染给其他人。

那么对于语言的功能的多重性和其他因素,主要从两个方面:1.在现场及时制止出现的苗头,甚至以强制的方式进行拘留;2.设定响应的法律进行警示。

 

 

 

 

 

 

[1]    19岁女孩跳楼有人围观起哄 [N]. 新民晚报, 2018-20180626.

[2]    IDOLIFE星生活. 围观19岁女孩自杀:活着是饱受折磨,死后是人血馒头 [M]. 凤凰网. 2018.

[3]    央视网. 甘肃女孩跳楼事件中恶意起哄者被抓捕:我当时喝了酒 [M].

[4]    唐映红. 19岁女孩跳楼自杀,围观怂恿者是不是坏人 [M]. 新京报书评周刊. 2018.

 



[1] 比如学习成绩不好的班级边缘群体。

[2] 比如:特殊学校、劳动改造工厂等

[3] 当然这个信息是否包括主体曾经是否犯罪、做过什么坏事,需要讨论。但是如果是这个信息是主体曾经遭受某种伤害则应当给予保护。

[4] 有时候有些并不预期有什么结果,但是说一说也是舒畅一下心情。笔者在基层的时候,与老百姓聊天时,他们也能理解很多事情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只能,但是感觉如果听一听他们的诉求也是对他们的尊重。

[5] 一般而言,弱者成为受害者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6] 比如愤怒、伤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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