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执行主席丁一汇、杜祥琬、何建坤（前排从右到左）

 

 

厘清对气候变化科学性的认识，有利于进一步取得科学共识，坚定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取向。

 

首先是对气候变化科学认识的差异和共识。从对气候变化趋势的认知来看，尽管有些学者对变暖是不是主要趋势提出质疑，但从科学界已掌握的全球观测资料看，确定近百年全球变暖的总体趋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在对气候变化原因的认识方面，有一个确定的事实是大家都不否认的，即全球的观测表明：近二百多年来，全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在逐步显著增加，而这一点显然与人类大量利用化石能源等人为因素相关。尽管对二氧化碳导致升温的敏感度还有不同的估计，但没有人希望二氧化碳浓度继续增加下去。在对气候变化后果的认识方面，变暖对农业和生物生存环境的影响有利有弊，但持续的变暖特别是在短期内变暖过快可能导致弊多利少。而反常气候导致灾害增多已经是各大洲都难以幸免的客观事实，防止走向导致灾变的临界点，是人类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人类共同利益的所在。

 

其次是不确定中的确定性。第一，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制约要求我们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目前我国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占90%，节能本身就有减少碳排放的直接效果；第二，我国面临严峻的常规污染治理需求（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世界91个国家城市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显示，中国是倒数第15名。），我国东部的重度雾霾已发出严重警告。大家都主张减少污染排放，赞成绿色、环保。绿色（环保）要求减少污染排放，低碳要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虽然污染排放和温室气体排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同根、同源，走向绿色和走向低碳要采取的实际行动是高度一致的；第三，反常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加是全球人们共同的切身感受，必须积极采取措施防灾减灾是重要的共识，符合各国的利益，而且时不我待。

 

简言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降低气候风险三者并行不悖。这些重要共识是采取确定的应对行动的思想基础。

 

第三是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的科学性。减缓方面，以节能减排为主的，包括增加非化石能源比例、增加森林土地碳汇等措施的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在化石能源仍占据重要地位的阶段，节能直接带来三方面的效果：第一方面是对不可再生的煤炭和石油等资源的节约；第二方面是减少化石能源开发和利用过程中的环境影响和污染物排放；第三方面是减少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这个“一石三鸟”的效果是同时产生的，它很好地表明了绿色环保和低碳发展在方向上的一致性。

 

减缓行动还包括保护和增加碳汇，包括森林、草地、湿地等绿色植被。这一行动也同时产生双重效果：保护生态与水资源、绿化环境、净化空气的作用和吸收二氧化碳的碳汇作用，它从另一侧面印证了绿色和低碳的同向性。发展非化石能源不仅会缓解能源供应的压力，并且会改善能源结构。因此，节能减排（及护育森林等）应该是一个确定无疑的国家战略，是国家健康发展的实际要求，这是一种战略上的确定性。

 

适应方面，指的是以建设防灾减灾的基础设施和提高人类及生物适应气候变化的生存能力为主要内容的行动。我国是一个水旱等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人均水资源和土地资源十分有限，改善防洪抗旱的基础设施，从技术和管理上强化水安全战略，已成为迫切的实际需求。

 

同时，在有限的土地上为我国提供充分的粮食和其他农林产品也面临着不断改进品种、土壤和栽种技术，适应气候变化的长期任务。人类和动植物具有不同程度的自我塑造以适应渐变的生存环境的能力，对此如果能有更深入的规律性认识，就可以更自觉地去提高这种适应能力，改进保护生命健康的社会体系，更有意识地保护生物多样性。

 

适应气候变化要求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和谐。为此，需创新城镇化的模式，把低碳作为考核指标，防止在城镇化过程中大幅拉高化石能源的消耗和排放。适应气候变化，从本质上说，就是增强人类在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下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能力。显然，对气候变化认知上的不确定性并不影响“适应战略”的确定性。

 

节能减排也好，改善和建设防灾减灾的基础设施也好，本来都是国家科学发展的内在需求。只是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角度表述为“减缓战略”和“适应战略”，或者说，客观上顺应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2007年发布的“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提出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目标，是“减缓”与“适应”并重的。这一目标也体现了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和应对气候变化要求的一致性。

 

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实质上是经济—环境双赢、绿色—低碳双赢的行动，同时也为今后更大强度的减排和适应进一步的气候变化作好技术和发展方式的准备。这是一种经得起时间推敲的、历史无悔的战略。它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战略上的确定性与科学性。

 

 

减少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制约着化石能源的使用，因而人们很容易把应对气候变化和制约发展联系起来。甚至有人把气候变化问题视为是发达国家为了限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而人为制造出来的伪科学，认为低碳是一个陷阱。

 

其实，有人设陷阱并不奇怪，不往里跳就是了。重要的是，节能减排并不是源自国际气候谈判的舶来品，而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要求，是中国自身健康、科学、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何况气候变化本身是一个现实而严肃的科学问题。

 

应对气候变化，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带来了机遇。同时，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是推动我国实施绿色低碳能源战略。简单的数据表明：中国只能以显著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人均能耗实现现代化，这就是为什么我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而不能走美式工业化道路。显然，中国的科学发展呼唤绿色、低碳能源发展道路，它的三个要素是：节能，化石能源的高效、洁净化利用，发展非化石能源。这个能源战略是经济—环境双赢的战略。

 

第二方面是推动低碳社会建设。低碳社会的基础是低碳村镇和低碳社区，需要从最基层建立。此外，低碳社会的基础还包括碳核查体系、低碳评价标准、低碳指标体系以及相应的组织和制度。

 

第三方面是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业。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是复杂的，变暖对农业可能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但如果是发散性的变暖趋势，反常气候和灾害天气增多，则可能对农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研究这些影响，研究可能的适应和减缓措施可为农业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第四方面是减缓气候变化的林业。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人民对环境宜居的诉求，要求保护和发展林业，这和应对气候变化要求发展碳汇的方向完全一致。

 

第五方面是促进垃圾分类资源化。农林废弃物和生活垃圾的就地焚烧和简单填埋是温室气体和可吸入颗粒物的排放源。中国是人口大国，也必然是垃圾大国，垃圾处理不当不仅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而且是重大的资源浪费，甚至造成社会矛盾和冲突。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必须在全社会倡导垃圾的减量化和源头分类与资源化处理，这将带动一系列技术进步，甚至培育出一个很大的产业。

 

应对气候变化，还应推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

 

首先，完善水安全基础设施是重大战略。气候变化可能对中国的水安全提出新的挑战，因此应提出加强水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的策略群。

 

其次，青藏铁路、青藏公路、西气东输、海岸线建设、南水北调、生态保护区、国家电网等重大工程，都是百年大计，需要计及气候变化的影响，采取适应策略。

 

第三是环境与气候监测体系的完善。国家需要建立完善的对污染排放的监测，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对气候的监测和生态、环境的监测。完善这个监测体系，可以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自然环境及其趋势的信息。应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环境评价体系，把环境质量作为各级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

 

最后是广义智能能源网建设。考虑到气候变化以及风能和太阳能的比重会逐步提高，我国智能电网除提高对电源侧和用户侧的实时监测、智能调节、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外，也宜考虑把气象、气候监测网与电网联动起来，发挥它对天气的“侦察”功能，也发挥它对太阳能、风能电源侧的预测、预报功能，以及对灾害天气的预测、预报功能。应将电网与气象网结合，形成“测、报、防、控、抗、救”完整的防灾减灾体系链。更进一步，可使电网、天然气网、供热（冷）网、水网和气象网协同起来，形成一个高效、互动的广义智能能源网，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基础设施。应对气候变化，将有力带动国家基础研究的进步。

 

围绕人类生存环境的可持续性，认识和应对气候变化提出了广泛而丰富的基础研究课题，可有力带动基础研究水平的提升，促进原始创新和学科交叉，支撑科学发展，引领未来，并强化我国在国际科学界的话语权。例如，基于大气科学的可持续地球综合模拟、地理工程学、海洋与气候学、冰雪研究的多重意义、陆地与气候的相互作用、气候变化中的生命和生态系统、创新二氧化碳捕获与利用技术（CCUS）。

 

总之，应对气候变化应限制落后产能，推动技术进步；限制粗放发展，促进科学发展；限制环境污染，推动生态文明，并带动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基础研究水平的提高。

 

应对气候变化为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战略要素。对气候变化认识上的某些质疑，有益于研究的深入和认识的深化。然而，重要的是，科技工作者有责任严肃而科学地正视气候变化这类与全球未来命运攸关的重大挑战，不要让某些不确定性的争议模糊了科学发展的方向，障碍了行动的脚步。可以说，生态文明、绿色低碳“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已是历史的必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坚定实施，不但有益于当代人生存环境的改善，也将惠及全球子孙后代的根本利益。

 

《中国科学报》 (2014-03-04 第6版    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