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上有些人具备独特的洞察力，可以从腐朽中发现神奇，物理学家普莱斯（Derek John de Solla Price）就是其中一位。20世纪60年代初，普莱斯的墙角累积了一堆老旧论文集，他在随便翻阅中发现了一系列有关论文的数字规律，例如在所发表的论文中，约35%的论文从来未被引用，49%的论文被引用一次，9%被引用两次，3%被引用三次，2%被引用四次，而被引用次数大于等于五次的论文，共占2%。他进而对这个现象进行了系统地分析并发表了里程碑性质的论文：科学的网络。他发现的规律后来被很多人用不同的论文集合验证，数字虽然略有不同，但规律不会变，因为这反映了自组织社会的通性，被现在的学者们称之为“无尺度网络”。

无独有偶，美国结构语言学博士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在普莱斯之前也发现论文的引文关系可以提供很多重要的信息，例如论文的被引数可以反映论文的质量。因此，他成立了一家公司，专门收集和发布学术论文索引的统计数据，也即现在学术界流行的SCI和SSCI文献索引数据库，如今这两个统计系统已经成为国际上各类学术期刊、论文和学者排行榜的重要参照，论文被引数也被认可为较好地反映了论文的原创性和权威性。

今年正好是科学学（Science of Science）奠基人普莱斯逝世30周年，各地从事科学学研究的学者们以各自的方式纪念他。然而，如果普莱斯从坟墓中复苏来到中国，一定会惊诧万分，因为他的定律在中国学术界失灵了。

很多研究表明，中国论文被引用少是一个普遍现象，绝大多数论文从来未被引用，寂寞地埋藏在堆积如山的废纸之中无人问津，即使是最热门的国内期刊论文，其被引量也比国际学术文章小了一个数量级。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2013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当年被引次数达到五次就可能从2012年在1994种国内核心学术期刊发表的52.77万篇论文中脱颍而出进入全国百佳论文排名。一些学者针对不同期刊做过更深入的研究，除了论文被引用很少之外，国内期刊论文被引的分布曲线也与普莱斯基于欧美学术期刊所揭示的曲线有明显差别。也就是说，在某种力量的扭曲下，中国学术生态已经变形。

尽管如此，核心期刊对于很多青年学者和学生们来说，它的高度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我了解的一所高校，MBA学生毕业的要求之一是发表至少一篇论文。为了满足这个要求，学生班级集体在某个不上档次的“学术期刊”上“团购”版面发表论文。我选了几篇来读，错别字都没改，一批永远不会有人阅读的“学术论文”就这样生产出来了。如果包括这些期刊，那么被引用为零的僵尸“学术论文”比例就更高了。

近年来中国学者发表在国外学术期刊的论文数量也突飞猛进。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2013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截至2012年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发表论文数量的第二大国，但这些论文质量相比一些领先国家仍然有距离，中国学者平均每篇论文被引数世界排名列第14位。然而较发表在国内学术期刊的文章来说，其质量明显要高, 因为国外优秀期刊有严格的同行评审制，最好的中国学者也更愿意把自己的优秀论文投递国外期刊，学校和科研单位也会对SCI和SSCI收录的期刊更为看重。

很多人注意到了中国学术论文质量低的现象，并对其原因进行了探讨。主要观点有： 其一，学风浮躁、急功近利；其二，中国文人相轻，不愿引用他人；其三，科研管理规则重数量而轻质量；其四，学术评价和职称考核硬性要求论文发表数量；其五，科研水平低，论文质量差，等等。

我认为，中国高校和科研体系中超强大的行政力是造就今天学术生态的最大因素。并且，人们已经习惯了出现问题就寻求行政体系来“加强管理”，因此更进一步强化行政力量，而教授和学者丧失自我管理功能。因此，在行政力量的主导下，中国的学术界不是普莱斯所看见的欧美学术界的那种由下而上的“自组织”社会。

目标高度同质化是中国高校的一个通病。全国高校无论自身条件如何，都不去思考自己的独特定位而竞相把成为“研究型大学”当成目标，于是论文指标层层细化和加码，教师和科研人员每年都有量化考核。在这种“无微不至”的管理下，学者们异化为学术生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只能跟随绩效要求选择一些能最快出文章的渠道，而不去选择那些耗时费力、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研究课题，然而真正的原创需要学者跟随自己的兴趣和大量的投入，也需要几分好运气。在这种风气下，绝大多数本应该把教学当成主餐而科研论文只能是甜点的学校，也完全本末倒置地把发论文当成考核教师的第一指标。

在前面提到的那个要求MBA学生发表论文才能毕业的故事中，接下来我和几位担任MBA教师的同事讨论过此事，大家都认为这项规定完全没有必要。MBA的培养目标不是研究型人才而是管理人才，他们无疑需要大量的分析和写作训练，但应该聚焦在企业案例研究、行业分析等方面，而不是去花钱发表无人问津的僵尸论文。

就此，我也和相关行政人员探讨过是否应该取消MBA发表论文的要求，得到的答案是：体育学院的硕士生都要求发表论文，MBA怎么可以例外。这是个完全出人意料的回答。我不了解体育学院的教育要领，也许体育硕士生的确有发表论文的好理由，但两个完全不同的专业不能这么一刀切；也许体育硕士也根本没必要发论文，怎么可以一错再错误人子弟呢？这种规则本应该由相应的教学团队制定，而不是行政人员。这个故事只是行政扭曲场下一个细枝末节的插曲。

虽然大家都知道高校和科研机构行政化的弊病，人们试图推动高校“教授治校”、“去行政化”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作为中国下面十年改革的战略纲领，最近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包括了事业单位去行政化的主张。然而，学校行政人员从呼风唤雨的“领导”转换为“服务人员”，这种落差让很多人难以承受。另外，由于中国几千年官本位的传统，一些著名教育家也担心高校“去行政化”后没有“行政级别”会削弱高校的社会地位。因此真正做起来阻力仍然不可小觑。 

从另一方面来看，高校“去行政化”的过程已经在人们的思索和辩论中悄然开始了。在给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饶毅教授说：“去行政化不是学校职位与行政职位挂钩的问题，而核心是行政是否为学术（研究和教育）服务的问题。北京大学等少数大学，今天已经有很大程度的改进，学校的职能部门明确知道自己是为学术服务，北大的生科院也是一样。我初到的时候，生科院的行政人员相当部分是文革期间的中学毕业生，有少数人还对教授和学生持“管”的态度、甚至造成学生老师极大的反感。而这几年来，随着更替，新聘的行政人员大多数都是硕士、甚至博士毕业，不仅对于我们与国外的常规交流起了很好的提高，而且最重要的是都有服务意识，勤勤恳恳、认认真真为老师和学生提供服务。体制上确立行政的服务精神是学术机构去行政化的根本，行政人员的考核和收入，都以其服务为标准。”苏州大学的情况也基本如此，行政人员正在逐渐向服务定位转换。

让我们再转身回看这片海量僵尸论文的坟场，这里不仅废弃了大量纳税人的金钱，还埋葬了无数教师、科研人员和学生们的宝贵年华。可悲的是，很多才华横溢的青年们仍然在前赴后继地奔向这片僵尸论文坟场。希望高教改革的步伐再快些，让年轻一代的青春和才华能够有更好的方式奉献社会，每一个生命都绽放出一片独特的美丽。

（本文首发华尔街日报中文版: http://www.hk.wsj.com/GB/20131119/DJL074343.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