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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的痛、重、难

已有 1741 次阅读 2013-12-10 10:44 |系统分类:观点评述|关键词:国家安全,宏观调控,新兴产业,发改委,工程师| 工程师, 国家安全, 发改委, 新兴产业, 宏观调控

转型是伴随着新技术出现而适应市场竞争和相辅的“物竞天择”。竞争在于激励进化,相辅促进和谐共存。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的转型,创造者是天才,模仿者是蠢材,需要经历一场顺应潮流的攻坚。

国家发改委曾经公开征求“十二五”建议,那时斗胆发了封《关于发展事关国家竞争力和国家安全战略的CAE软件产业的建议》的E-mail,不曾想到北京真的来了电话交流询问,经修改后再正式提交。当然以一个尚无成型的新兴产业来说事,犹如大海中的一滴水,能融入其中,想体现的只是一种意愿。近来看到迟福林所写的《中国:历史转型的“十二五”》,开卷有意,虽一个工程师难以站在如此宏观调控高度纵观社会发展全局去领悟真谛,然而依然收益匪浅,看作者纵横历史四大趋势,饱含忧国忧民之情,结合自己的认识,有了些体会。


转型之痛:市场竞争的激励进化

2011年华为公司年报发布,销售收入首次突破2,000亿元,保持中国第一大民营企业桂冠。年报继续创造了中国民营企业的神话。与行业第一的爱立信相差无几,超越似乎指日可待。令人敬佩之际,然而细细分析,可以看到在电信运营商市场的销售收入增长率方面,其差距却在增大。再从软件和服务的收入分析,其效益差距依然明显。秉承“狼”性文化的华为人显然已经认识到由此带来的挑战,并为此作出了应对策略。转型势在必行。

综观“IBM”的转型之路,人们可以看到转型之路其艰辛、其不易。毫不夸张的说,IBM今日的成功是昔日艰难转型的结果。当年,郭士纳完成了《谁说大象不能跳舞》的涅槃重生式转型;“卖掉IBMPC”的掌门人彭明盛则以客户的需求为导向作为最近一次的转型。要说最后的成功当然还得留待将来证实,但相对后来者惠普而言,“卖掉PC部门”的愿望,其复制和转型是不可同日可语的。

今日的华为与昔日的IBM,有共同之痛;同样,今日的中国企业与今日的国外企业,在知识经济的信息化时代,已有机会跻身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展竞争。为此,在祝贺、羡慕IBM成功转型的时候,我们也期待中国的“华为”们的华丽转型。

其实每个组织(个人、集体、团体、……)都会有转型的压力和困惑,转型有痛,然而只有转型才有机会。曾经百年辉煌的柯达,拥有领先的技术专利、足够的市场份额和第一台商业数码相机的记录,然而至今黯然离场。转型难,难在不知核心技术在何处;转型难,难在不知未来发展啥方向;转型难,难在不知明天自己还在何处干。反观自己所从事的CAE领域中,我们有核心技术,有开发人才,有国家内需,但缺乏可以积累知识成果和软件系统的国家层面的自主集成平台。企业作为整个产业链中的微观构成单位,确立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就构成了产业链中“对接”关联载体的形成。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点是产业转型,是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的升级;而产业转型的成败在于企业转型,是从高能耗高污染转向低能耗低污染的升级;企业转型需要核心技术作为支撑,是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的升级;核心技术突破需要学术环境转型,机制转型才是实现经济转型的关键。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生产发展方式,转型是持续发展的动力,是必须践行的机遇和目标。

粗放式发展有其自身所依附的“要素”,然而因低效益高代价而难以维续,而新兴技术的“要素”因稀缺而在市场作用和市场主体可以自主选择情况下,对于新兴产业成型和传统产业转型更显得稀缺。

传统产业转型和新兴产业成型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新技术引进吸收推动了传统产业向产业链上游发展;新技术集聚发展构筑起新兴产业的雏形,然而面对技术与市场的不确定,成型和转型都会有风险。当今迅猛发展的时代,机会稍纵即逝,资源自由流动,“不进则退”。从华为到“IBM”,柯达到“自主CAE”,不难看出转型之重、成型之难。

今日不转,明日黄花。


转型之重:市场相辅的和谐共存

中央科研院所不仅是重要的科学技术研究基地,更是地方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学习并创建先进企业的管理理念和生产模式,需要体制机制上有所创新,地方政府要完善服务体系,创造有利于企业科技创新的环境,让企业当好科技创新舞台上的“主角”。因此“组织协调部分中央部分科研单位和地方科研单位积极参与上海经济建设,充分发挥各研究所之长,组织相关技术专业的联合,以综合优势为上海经济建设和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1]就既显得如此重要和紧迫,又有指导和实践的必要性和方向所在。

王锋和金东寒曾在2008年写过《船用柴油机的产品开发及创新》一文,文章不长,虽专业不对口,因为与CAE技术有些关联,与平台形式有些相近,就常常读读,蛮有心得的。国营企业和研究院所如何在时代中“保值增值”谋求更大发展空间,借“有形之手”服务和调控之东风,确实对于政府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思路,有新意。凭借711所在行业中的技术水平和市场影响,在近期可谓是“吃穿不愁”的,但着眼于将来自身发展和行业未来,思路和眼界都确实领先了一着。

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其过程和时机,犹如“弯道超车”,是机会,还是危机,全靠内功和胆识。国企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是共和国的“长子”,要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其现有的自身潜力和能量是巨大的,应该是引领创新转型的主力军,也是培育战略新兴产业这个初生牛犊“小子”的“大哥”,牵手之间,后者既是自救也是自强,前者既是受哺也是反哺。犹如““弯道超车”,有潜力,也会有阻力,全凭对责任和使命的认识。因为有辉煌经历,因为占有国家资源,把产业转型作为是作秀、应付或者拿新概念做幌子,时不我待,势必会“误了卿卿性命”;有许多有识之士为适应传统行业实现整体跨越发展的需要,着眼产业的长期发展,提出以行业“优势互补、抱团取暖”的方式,共同改变行业落后局面的呼吁[2],然而对于建立行业共性需求的长期合作联盟之类的设想,不是一个企业一个团体所能够做得起来的。一个行业的兴起,单凭产能扩张的无序竞争是不行的,单凭一个企业的愿望和能力是不够的,资源的优化和调整,企业的整合和重组,酝酿着改革的契机,需要“有形之手”进行因势利导的服务和调控。

培育新兴产业,先要有创意到设计的起步过程,计划经济时代,“举国之力办大事”模式可以在短时间内成就一事一时一地的巨大成功,而在知识经济时代,比拼的是“资源”积聚的速度和质量,是以整个“世界是平的”理念作为基础而展开的全方位竞争。培育新兴产业,不只是单纯技术本身的创新,而是商业运行模式和市场化机制的创新,先要有创意的理念,才会有创新的思路。毕竟时代在进步,不要把创新作为形容词,这应该是摆在人人面前都要有所作为的动词,认识变了,模式也会演变,竞争方式也就跟着变了。要建设应用技术的市场体系,不要总是如“杞人忧天”般埋怨“资源”不够、“动力”不足,是否可以换个新的思路。转一转,调一调,成型了,路就更宽畅了。

行业共性需求的合作联盟,首先是对可用资源的集成汇聚,将各种资源进行联络和组合,使其特色功能和技术及其发展需求,形成协调发展的资源链;然后结合各组合环节分解行业发展框架中的角色定位,对目标需求进行分解,建立起行业需求和市场服务之间的有机对接。通过解决行业中“我是谁”的角色定位、“我为谁”的目标定位,以及“我将做什么”的行业定位。完全市场化的竞争,分散了作为“我”的个体精力和注意力,四处出击,八面受敌。联盟要实现的用来服务的挖掘、调动、组合和协调的行业资源,建立起各自定位和行业分工的良性产业链循序渐进,实现从自我发展到行业需求的过渡,降低了自我发展的复杂程度和时间跨度。一个行业,不可能由着一个企业来包打天下,抱团队打天下才是趋势。同样,一个行业要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立于不败之地,也要融入到更大的社会需求中立有一席之地。王锋和金东寒们关于合作联盟的呼吁,顺应了行业合作共同发展的大趋势,适应了新兴产业新业态建设的要求,带有一种普遍性,可以理解为已经在行业中占得领先地位的企业和团体,明白自身的发展和行业的整体发展之间所不可或缺的关系。能拥有更多的人群参与和加入,拥有了人群,就拥有了市场,就站稳了市场。然而作为个体的“呼吁”,提出的只能是一种设想和愿望,对于科技研究专业化和实体化、对支撑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要的是推动产业转型离不开政府“有形之手”的“换档提速”。

前些日子办公室搬家,这篇文章不知被放哪里去了。现在想来,还蛮有收获的,其实类似的应用技术行业和领域有许多,改善资源配置,优化结构组合,上下游的资源得到合理流动、合法权益,效益自然就会事半功倍。原先行业中作为企业的单体竞争,在知识经济的格局中,更重要的是战略伙伴间的合作和共享,这种重要的一个变化,单体的、基层的企业已经难以胜任,需要站在更高层面的“有形之手”来推动,来提供机会。


转型之难:市场逼迫的攻坚阶段

当前,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纯的个人冲动或企业行为,因此其发展的过程必将成为由政府推动的职能化、社会化的一种战略布局。这是由于技术创新的高风险和不确定性、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知识转移的产权保障、新兴企业的自我投入能力等一些制度环境的保障,都需要在政府指导进行宏观调控和制度设计。同时培育新兴产业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原先那种以项目、课题等计划安排的形式使其成为政府行为或半政府行为的做法,不仅不能形成企业良性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再生产能力,而且过度的行政干预带来一系列的激励扭曲行为,使得产业创新和企业主体地位受到约束和扼杀。

转型发展战略的功亏得失,首先要基于共同目标和价值观的一致性,在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目标驱动和价值取向是能否想做事、做成事的先决条件。国家是目标的制定者,也是完成目标的参与者,要让国家的目标成为社会上每个参与者的愿望,让每个参与者都能发挥自身的最大优势(性能价格比),使每个参与者的愿望成为体现自身价值和国家利益的共同目标,使技术、人才和资金实现资源优化组合发挥最大潜能,这就是机制设计和机制转型的既定目标。

推动社会发展需要动力,要让人民群众在产业建设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价值,才能迸发出创造活力。犹如“打土豪、分田地”满足农民对土地的利益需要;改革开放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切身利益,由社会进步所激发的巨大能量同样正改变着整个社会的面貌。当前产业结构转型和新兴产业建设不仅需要市场的“无形之手”给以磨练,也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予以驱动,因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会有“市场失衡”的时候,事物的二个方面,仅仅依靠政府的强大资源动员能力和对市场的强力行政扶植是不够的,还要依靠市场激励机制的效率提高和价格形成才能形成和实现持续增长的社会环境。环境建设“应该是注重发展阶段,关注社会公平,提供包括物质利益、价值取向、文化权益、法治环境等在内的人的发展所必须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的机制设计[3],机制设计是以充分尊重和保护所有参与者的利益,调动起每个参与者自身能量和积极性的改革为目标。培育新兴产业的各个阶段中都贯穿着众多社会组织的多层次多领域参与和共享,发挥每个参与者的作用是决定产业转型方向和成效,是建设经济社会发展成败的标志;引导每个参与者的热情是实现产业转型愿景的基础,是改革顶层制度设计时所依据的出发点,因此选择和设计具有扎实可行的机制(规则和契约)以实现经济转型的既定目标,使已经集聚起来的知识资源和社会能量成为打破现状的“爆发点”。

产业结构转型可能会引起暂时的经济增速降低,而推动新兴产业建设则以改变增长模式作为长远转型规划,两种转型共同作用才能走出一条经济振兴之路。在经历了经济改革发展和遭遇金融危机冲击后,人们对产业转型所给予的认识和期望,使得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集聚起所需要的人气、共识,以及技术贮备,这是改革开放所积聚的调控红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4]因而新兴产业建设要摆脱“屡战屡败”的怪圈,就须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同时进行政治体制的转型,而不只在“创意”类进行小修小补,两种转型互相交融相互作用才能防止“屡败屡战”的悲剧重新发生。

转型需要攻坚,光喊口号没用,口号是喊给别人听的,是给自己壮胆的。有激动可以,还得有行动。激情要转变为冷静思考和理智对应才有实际意义。

要说方法,从新技术到新产业,曾设想过四步曲的设想。然每一步都牵涉“利益”“得失”,故举步维艰,并非易事。关于这个确实有过结合CAE平台发展的设想,“用系统软件公司是软件产业中心作为资本存量从弥补产业需求的过渡性机构参与到整体结构性改革,体现了产业结构调整必须与市场化改革结合、经济结构调整通过市场力量来实现的具体要求。”[5]。君不见,现在遍地的应用技术“中心”和“平台”,由着政府的长长久久、或明或暗的“输血”扶植,只当“存量,不当“增量”。路人皆知,从“存量”到“增量”,要走向市场,有风险、有担当。屁股决定脑袋,有阻力、有干扰,也是可以想得到的。当一项新的应用技术出现时,以政府扶植的形式推动新技术成为新产业,不失一种好方法、好模式。市场竞争中,国企依赖资源,外企依托技术,民企依靠灵活和刻苦,竞争激流,不管是谁,只站在市场的“中心”,搭个“平台”看市场,不参与市场竞争而享受市场红利,都会引起羡慕、嫉妒、怨恨。长此以往,心态失衡,价值颠倒,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说需要有方法,就是说得要设计一个适合各方利益共同共享的激励和逼迫制度。


一本好书,能令人油然而生相见恨晚的感觉,《中国:历史转型的“十二五”》就是这样一本书

转型之道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约束,新技术的出现和应用是首要条件,新兴技术的成果应用,科学家将其称为成果转化,而经济学家将其看作是社会要素的转变。转型的中心环节是促进“要素”的价格和市场进行有效传导和扩散,转型的必由之路则是产业布局的战略转移,转型的内生动力需要执行决策的激励机制。

一个发展中国家,自然不会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缺乏的是内在的动力,因此就得要有外在的压力。现实情况下,看看其他行业发展的瓶颈,那就是产业结构转型需要突破的方向和战略热点。口号越来越多,落实却越来越少;差距越来越大,优势却越来越小;竞争越来越强,信心却越来越弱。

“转型”在此时此刻,显得如此重要。然而“转型”并非都是暴风骤雨,也可以是和风细雨。“见日晕而知风,见础润而知雨”,刮风下雨,都会有前兆,如在掌控之间,以后的路才能走得踏实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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