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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成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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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有一句很经典的话描述我写论文的状态：不可艺琼写论文。所以，以下故事大家娱乐一下就好，实操千万别学。
2019年4月3日一篇论文被接受了，是我读博时候的一篇课程论文。我翻了一下当年的文档，2009年4月2日我把这篇课程论文完稿提交给了老板，整整十年。期间见证了学术界的很多美好和丑陋，这会得空一刻记录下来。我总觉得学术界的成功学太多了，挫折和失败往往都被刻意遗忘或忽略，但挫折和失败对成功的意义某种程度上说来比成功的经验要更重要。
当年的课程论文老板评价很高，给了A+，后来实验室一个visitor也看了，也觉得很有价值，让我改了投期刊。于是开始了漫长的投稿路。
09年那会我对投稿是没什么概念的，非常迷茫。不久碰巧看到一本书在征稿，Routledge出版社的，觉得主题很吻合，就投了book chapter的摘要。那个时候我刚开始进入学术界，觉得能出一个书章论文就很好了。摘要很快被接受，书的主编提了不少修改意见让我对文章的修改有了一些把握。不久，编辑问，不出书了，准备在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做一个专辑，问我愿不愿意。我当然愿意了。那会大概已经是2010年下半年了。这个时候我才告诉老板这篇文章的计划去向，我以为她会表扬我的，结果没想到她暴怒，她不同意。她不搞外语教学，她对这个期刊没概念，并且因为我没跟她沟通，她其实已经为这篇文章选择了几个可行的期刊，都是基于符号学理论的教学这个大方向的。我那个时候因为是停薪留职，要回国的，跟她说中国就认这个，这就相当于中国外语老师的CNS，你让我投符号学的，我们接受了的那篇在Semiotica，这是符号学最好的期刊，可是中国圈不玩，我评职称估计都会有人问这是啥玩意。（备注一下，10年我的第一篇文章被Semiotica接受，那个时候这个期刊确实很好，很难，最近几年似乎已经呵呵呵呵了。）老板说，你要把目光放长远，你要赢得国际圈的地位，不是中国圈。我俩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我觉得老板不懂我的苦，老板对我恨铁不成钢。忽然，老板摔门而出，跟我说到此为止，以后我不想再为这个事情浪费时间。我坐在那个会议室，委屈得不行，但泪水死活就是憋不出来。过了十分钟，我觉得我冷静了，老板也该冷静了，去敲她的办公室门（那会我们在国大有栋别墅做实验室，她的办公室就在会议室旁边）告诉她我还是希望投JSLW这个期刊，我知道它的地位，知道我为这个事情承担什么样的后果。老板说，好，你自己决定，This is your work。一笑泯恩仇。
继续改来投JSLW。当时special issue的两个编辑都很负责，也很认真。他们在第一轮就给文章提供了非常详细的修改意见，让文章有了很大的进步。也让文章从符号学的视角慢慢转向了语言习得的视角。也是因为有这个经历，从那以后基本只要有special issue找我写文章，不管期刊是不是I刊，我都写，我知道那些修改意见对我的成长很重要。按专刊编辑意见修改后提交到期刊，期刊送外审。两份意见回来，一份是minor revision，大概率是我们符号学领域人的意见；另外一份是完全不同paradigm的狂批后拒绝，一看就知道是非常严格实验派下出来的二语习得人的意见。狂批的一个理由是这是一个serendipitous的研究，还有很多其它的各种冷嘲热讽，一个高度情绪化的审稿人。主编的处理意见是修改后重新提交送审。当年我年轻气盛，不知道没有被拒其实已经是个很好的结果了。那会我的另外两篇课程论文都已经被接受，都是很好的期刊，自我有点膨胀，被第二个评审人的情绪给带偏了节奏，觉得我怎么能被你这么羞辱！写了很长的邮件去反驳，告诉editor这个审稿人不fair，其中关于serendipity的argue我依然记得是这样回复的，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研究的想法都可能来源于serendipity，哪怕严格的实验研究也可能是out of serendipity，这不是啥见不得人的事情，你要批我的不是我的这个研究idea是不是serendipity，而应该看我的研究设计是否严谨科学，足以回答我的研究问题。洋洋洒洒怒对回去以后，我跟编辑说我要撤稿！那个邮件发出去的爽阿！至今我有时候都自豪地宣称，我可是从JSLW撤稿的人，虽然我从来没在那发过文章，哈哈哈。当然我当时也跟专刊编辑沟通过，他们同意我的撤稿。不惑之年的我已经没有任何撤稿的勇气了。当时也考虑到已经到了11年底，我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我的博士论文，而那个课程论文跟我博士论文毫不相关，会分去我很多精力。
论文不能放，一放就很难捡起来。到了12年底我博士论文答辩完了，我觉得该把那个已经差不多的先扔出去。仔细看了第二个审稿人的意见，一边笑话他的浅薄和情绪不稳，一边按照他的意见修改了。先是投了Written Communication，结果第二天主编就告诉我不适合他们的期刊。寻觅了一下，发现Linguistics & Education是合适的。于是13年上半年投给了LE。过了半年，意见回来，是Major revision。这一轮依然碰到了实验派人的鄙视。但我已经没有了当年的气盛，把他们的鄙视放一边，按照要求改完13年底提交了 。提交了以后又等了半年，14年6月修改意见回来。这一轮已经不是major了，给的修改时间也不长，编辑说我希望你能修改了返回来。14年8月我在荷兰上Utrecht Summer School的课，上课之余没有欣赏荷兰的美景，每天跑去Utrecht University那个超有感觉的图书馆坐着，就是想把这篇论文改了交回去。我合作者天天笑话我，你犯得着飞来荷兰改论文吗？去玩吧，回家再改。每天在玩和改的纠结中，我突然发现了一个editor和reviewer都没指出的硬伤，卡死了。这个坎我自己就过不去。然后在我回国前一天，我跑出去玩了一天。回来后差不多开学，上课各种事情，那个坎怎么都过不去了。过了8月那个deadline，我给编辑写信，编辑说你可以延后一点交。可是我竟然就一直没交！我没想到这一延就是四年。
那个坎我过不去，并且那篇文章跟我博士论文的东西不大相关，14年的时候我最着急的是把博士论文的东西扔出去，于是就把它放在了电脑的某个角落。在我博士论文修改的时候也犯了个策略错误，就是我从最难的一章开始改成期刊论文，还跨界投到Science Communication，长达两年时间没有接受的正反馈，让我对人生产生了怀疑。如果我先从已经基本成型的那两章开始会好很多。但是人生没有如果。
15年忙折腾博士论文的东西，16年忙带娃，17年忙专著。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去动那篇文章了。没想到一个狗血的事情来了。17年底Written Communication的一篇文章推送进到我的邮箱，我看题目很熟悉就去看了文章，看完当场泪奔，大哭了一场。过去这十几年唯一一次痛哭流涕。狗血的事是，我那篇论文的框架和方法被换了数据出来。我基本可以确定作者是当年的reviewer之一。我的数据呈现方法，我的分析框架，那么熟悉的东西竟然就被别人用来包装他们的数据出来了。我关门大哭了还觉得不过瘾，跑去找一个熟悉的同事抱着哭了一场。那种被剽窃的感觉真的很崩溃。我写信问老板怎么办，要不要给LE的编辑写信投诉这个reviewer，老板说yiqiong，不要，改文章，cite他们，这是最不消耗你精力的方法。
于是我去文件堆里把这篇文章翻了出来，翻看了以前reviewer的评论，看到了他们毫不吝啬对我文章的赞扬，用了innovative, inspiring, though-provoking, promising direction of study等等的词语。我泪眼婆娑，觉得自己的拖延真是对不起自己曾经的深度。我又去检索了一下文献，我发现十年前我提出的问题，学界至今还没有太多相关研究去讨论，而那个问题对教学又是那么的重要。于是，痛定思痛，我决定要捡起这篇文章。但是因为我的拖延，文章对这个领域的贡献就已经从当年的方法上 的创新落到了现在的观点上的创新了，因为方法已经被reviewer 抢先了。我只能接受现实。我写信问editor我还可以再投这个期刊不，editor说欢迎我投，但在cover letter写清楚这个文章的前生今世让他们更快处理。
18年下半年我花了两个月基本重写了文章，不再用我原来那个提出的分析框架了，因为已经被用了，并且我一直迈不不过的那个坎他们也藏了起来，我这些年发现一些新的问题要讨论，已经有别人提出可用的分析框架了，虽然叫法跟我当年不一样，我只能是move the field forward，而不能守在过去。同时也更新了文献，10月底投出去。19年1月底评审意见回来，这次显然都是我们符号学派的评审，对我文章的价值非常认可，当然要修改的地方也很老到，那些我想藏的问题一个个被他们翻出来要我必须正面address。我找了一个朋友帮我看了，她指出了我一些另外的问题。过完年我就猛改，改了3月中交回去，不到两星期reviewer的意见又回来了，他们对我的修改很满意，说我态度很认真，很勤奋。然后editor说基本可以接受了，但还有几个小问题，有一个reviewer要我指出将来的研究方向。我一一回应了交了，3号终于等来了录用通知。
我从来没想过这篇文章会拖这么久，真正意义的十年，加上写作时间，都不止十年。之所以一直没有放弃，是因为我觉得我里面指出的问题确实是学界应该注意的。我的这种状态在这个数数的时代显得是那么的不合时宜。但我也挺自豪自己没有放弃，这十年，我一直在这个泥潭里挣扎，把文章涉及的问题一个个碰壁，想明白了。有了这十年只爬出一个泥沼的经历，对于论文，我可以更云淡风轻了。
我失去了数量，却收获了深度。
不可艺琼写论文。。。
论文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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