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00  告捉魂鬼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经济体制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体制，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小队是“队为基础”的核算分配单元，生产小队队长不是选举出来的，而是由生产大队指定委任，在生产队也没有监督机制和组织，队里主要管事人员就是队长、会计和出纳，大一点的队有一名副队长。实际上会计只是队长的账房先生，出纳是队长的库房先生，会计和出纳是没有决策权和执行权的，所以生产队里不是集体领导，而是队长一人当家说了算，队长的权力绝对大，有的队队长就像一个生产队的皇上，社员就像臣民。那时候我们那儿绝大多数社员基本没有文化，老实巴交，既不会说，更不会想，麻木不仁，只图生存，只知道干活吃饭，任人支使。社员只知道政策是上面定的，粮食是队里分发的。这为某些队长一手遮天我行我素提供了条件。     

       我有一个要好的朋友小蓝哥，他是另外一个生产队的社员。他常告诉我他们队里的一些事情。小蓝哥说，他们的生产小队队长对人特别凶狠，队长说出口的话像带刺一样，他打击报复手段毒辣，他对待人们就像阎王对待小鬼一样。人们对他都是敢怒而不敢言。有不少人只能在田间劳动时私下交流对他的不满和痛恨，在交流时为了不因说他的姓名而被他听到，人们在背地里给他取了一个代名词：“捉魂鬼”。小蓝哥掌握“捉魂鬼”情况最多，知道“捉魂鬼”的一些未公开的见不得人的事情，又对“捉魂鬼”不满。有几次，小蓝哥悄悄对我说：“捉魂鬼仗着他有一帮人，他在队里称王称霸，一手遮天，独断专行，为所欲为，全队的人都成了他的奴隶。他看不惯谁就可以在大众面前叉着腰大骂谁一顿；他把队里的集体粮当成是自己的一样，分给社员就是他的施舍；他说要夺谁的饭碗就夺谁的饭碗，他说断谁家的粮就不给谁家分粮，好像我们吃的都是他的。他派工，和他相近相好的，就总是干轻活，重活总是派给他不喜欢和不满意的人去干，而轻活重活他给同样的工分，不同工而同酬；他在队里分粮食时经常多分多占，他对个别喜欢的人特别照顾，分粮经常多给，有时给了不记入账。早上他把大家都叫去上工，他自己叫完工就回去睡觉，快到中午收工前，他扛着一把锹到地里各处转一圈，检查别人做的事，批评别人这做得少，那做不好。”

       小蓝哥每每说到这些，总是愤愤不平，又没有办法把他扳倒。有一天，他找到我，悄悄地对我说：“现在开始‘四清’运动了，就是要查干部的‘四清四不清’，我想把“捉魂鬼”的问题向上反映，让他们去清查他，你读书多，会写，你帮我整理一下他的材料交上去好不好？”我说：“好是好，就是危险大，你敢跟捉魂鬼斗，万一扳不倒他，你就要进地狱了。”小蓝哥说：“不要紧，我说的全都是事实，他问题那么严重，还告他不倒？那四清还清什么人？再说，我们不留名，以‘几个社员’的名义反映，他们想查也不知道是谁。”我说：“那我就冒一冒险，帮你整理材料。”

       晚上，小蓝哥悄悄来到我家，我们关上大门进到房里，点燃柴油灯，一股黑烟柱立在灯火上面摇摆，然后散开。我们先讨论有哪些事可以写，怎么写。我们分工：他说，我记录；然后，由我起草，他抄正。我们分好工，就开始操作，刚动手写了一部分，就听到鸡叫了。他说明天要出工，不早了，今天就到这里，明天再继续干。我们收拾好材料在隐蔽处放好，他悄悄溜出后门，在黑暗夜的掩护下回去了。

       第二天晚上，天刚黑一会，小蓝哥又来到我家，他带来了材料纸和复写纸，我拿出昨天未完成的材料继续写。我们讨论后把捉魂鬼违规违纪的行为一，二，三，四，五，……写下来，然后进行流水作业，我写一页，他就抄一页。材料写完，他不敢留名，怕遭到打击报复，因为他们队长势力权力太大。小蓝哥一共复写了三份。他说一份寄给人民公社，一份给四清工作组，自己留一份。做完这些，又已到半夜，我把草稿稿纸烧掉，小蓝哥要把留下来的那份材料拿走。我说：“以防万一他去你家查，曝露了，不然你就死无葬身之地了。我和你不是一个生产队，他不会找到这儿来，就放在我家吧。这样就安全些。”小蓝哥说：“那好，还是你想得周到。”我们家的后墙结构是里外用砖立夹成盒子墙，盒中间是用碎砖、泥块填满的。我们在后墙上挖了一块面砖下来，把墙肚子里的碎砖、泥块掏出来。把包好的材料放进去，然后用泥把砖砌上，把墙修好还原。

       小蓝哥把材料寄出去了很久，直到“四清”运动结束前，我们没有看到一丝动静，“四清”工作组还是一直由捉魂鬼接待，队长还是每天派工，喊出工，扛锹检查，破口大骂人，多拿多占。捉魂鬼送走了“四清”工作组之后，生产队里一切依然旧景。值得庆幸的是，告状的事没有暴露，小蓝哥还可以继续像原来那样苟且地生活着。

                                                                              （1982年5月1日初稿，2013年11月7日修改，2014年7月29日再改）

                                                                         一0一  算  账

        1969年夏天，一个中午，父母亲从地里出工回家吃饭时，母亲很气愤，感到十分难受。我们问她发生什么事，她说：“昨天干活时，和一起干活的人闲聊，有人说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今天在地里，副队长当着众人的面指责我，对我大吼大叫，说我说了他的不是，我说我没有说，可是他一口咬定要栽在我头上，并警告说要扣我工分，我怎么和他辩解他都坚持是我说的。最后他说我要是不承认，就在队里分粮食时，要停我们家的口粮。他污蔑我，在那么多人面前吼我，我受不了！”母亲边说边哭，哭得很伤心，鼻涕眼泪一大把。我们劝说安慰她，说再去向他申辩。我说，您以后出工干活，少和别人说些涉及周围人的事，免得惹麻烦。

       可是，我想那干活时说什么呢？讲空话和大道理？他们成年累月在地里干活，早出晚归，出门从未离开过村子，没有见识，没有信息，没有新闻。而且他们多数人没有文化，不懂时事政治，不懂哲学，不懂逻辑和关联，又没有文艺故事可讲，如果连张三李四，鸡鸭猪狗，老人小孩，灶上灶下，台前屋后的身边事都不说，那就无话可说，只能当哑巴，和牛在地里耕地一样不吭声。就是牛，干活累了，偶尔还仰脖子叫一声：“哞……”呢。

       父亲在做饭，我还在沉思，猛一抬头，发现母亲不在我身边了，赶紧到房里看：不在！我着急地喊了几声“妈”，没听见应声。我跑出后门，看见门后河坡边有她的鞋，没见人，我冲下河坡，看见她背朝天，面朝水里横躺沉在水底。我急忙跳入水中，抓住她往岸上拖，好不容易拖上岸，我见她脸色青紫，双目紧闭，试试还有微弱的气息，我把她倒放平躺在斜坡地上，让她吐水，大叫父亲快来。母亲吐了一会水，看她身体有动了，我和父亲赶紧把她抬回屋里。

       我见此状，气不打一处来，头顶上怒气直往上冲，两眼充血似的，我冲出家门，气冲冲地要去找副队长算账。一口气跑到副队长家门口，我站在他家大门门坎上，双手叉腰，怒目圆睁，口吐粗气，我大叫：“XXX，你欺人太甚，要断我家口粮，逼死我妈，有种你出来，今天跟你拼了！”他老婆从房间里出来，我未好气地冲她问“XXX呢？”她见我这个样子，楞了一下，说：“他没有回来。”“那我就在这里等他，今天非跟他搞清楚不可，不然，我们一起去见阎王！”我威胁他。左右几邻家有人听到我的大声喊叫声音，过来劝阻，他们要把我拉回去，我抵不过他们，只能被拖走。后来有人私下告诉我：其实副队长他当时在房里躲着，看到他第一次也有怕人的，真解气。我当时也是被气急了，不计后果，胆大包天，这等于是杀母之仇，岂能不报？

       回到家里，我四肢无力地坐了好大一会，气才慢慢喘匀，头上的血才归位，紧绷的脸才由紫变黄。

       冷静下来想，母亲要不是受到了诬陷和委屈，在无法辩白下，又受到斥责，是不会为这事去丢命的，不忍辱，以死证清白。

（1999年7月15日初稿，2014年7月29日修改）

一0二  插秧（二）

脚划口

        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父母便要我到地里去跟大人一起学插秧，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今后长大成人后换饭吃的最基本功和关键庄稼活。插秧是一项辛苦和痛苦的活儿。

        插秧时，人要站在七、八寸深的软泥和五、六寸深的水中，弯着九十度的腰，低着头，面向水面和软淤泥，眼睛看着要插的位置，左手握住一捆秧苗，左手拇指和食指负责分秧，右手不断地从左手中快速一撮一撮地拿了往地里插，最少一秒钟要插一蔸，动作就像鸡吃米一样。人往后退时仍然弯着腰，手仍然不停地插，边插边后退。这种一天到晚上半身悬空干活，腰要弯着支撑上半身，有比较大的力臂，几个小时后，就感到腰酸背疼腰疼，腰像断了一样，像灌进几瓶醋一样，酸涨疼。我插完一垅，到了田界边，不管脏不脏，就在田埂上仰面朝天躺下，那种舒服感油然而生，就好似突然一下从地狱进到天堂。可是，这种享受只有几十秒钟，因为下一垅又要开始插了，人们必须同步行动。

        插秧还有一种痛苦，比腰疼更难受。有一次，我在插秧后退时左脚下踩到一竖立在淤泥中的老蚌壳，一下把我的脚后跟边的脚板底划开了一个大口子，当时鲜血直流，把田里的围绕腿周围一面盆大的水染成了浅红色，我赶忙爬起来，坐在田埂上，用水洗去脚上污泥，看到脚被划开3、4公分长，1公分深的口子，过了一会儿，血小板发挥作用，血不流了，我用一块擦汗的毛巾把脚包好，又返回到田里继续插秧，伤口刚开始感到疼，过了一会儿，麻木了，不疼了。晚上收工回家，我坐在凳子上，弯盘着腿，用小木签从伤口中呲牙咧嘴地往外剥出塞进去的泥巴，用水洗净伤口，就算是处理好伤口了。既没有上医院，更没有打破伤风预防针，那时上医院很远，我们很少上医院，花不起那个钱，更没有打破伤风预防针。第二天起来，我还得下地去插秧，就为了那几个工分，在家休息一天就少了十分，年成好的话，年终可值一角多钱呢。为防止淤泥中的硬物直接刺到伤口，我用一只厚棉袜把脚套上，穿着袜子下地栽秧。来到地里，开始沾水，伤口有些疼，慢慢栽秧，就不感觉疼了。晚上回家，伤口里仍然有些泥巴，是从袜纱孔进去的，我剥出泥巴，用水洗净，伤口张开6.7毫米宽口子，活像一张婴儿嘴，但比嘴要长多了，“嘴”唇边显得白白的，和杀开的死鱼肉一样，一整天被水泡着，就泡白了。过了几天，伤口居然慢慢地长出嫩肉嫩皮，恢复好了，乡里人的命就是这么贱，身体就是这么健，我妈说我长的是狗肉，像狗一样伤了不治，几天就长好。其时，那时乡下人受一点破皮划肉的小伤，很少去医院，都是在鲜血直流时，用手紧握住伤口一会儿，再到墙壁上刮一点泥土灰，撒在伤口上，找一块破布包上，用缝衣线一缠，就又干别的事去了。记得我小时候吃甘蔗或甜高粱杆，用口咬剥皮时，经常被锋利皮边把手割开，就是用墙泥土灰止血消炎。

      这次划伤，幸好是五月，气温、水温不高，要是六月底前后就麻烦了，那就会被热水泡腐烂。

手烂丫

       插秧更大的一种痛苦是夏天插二季稻。    

       在二十一世纪七十年代之前，我们那里还是种两季水稻。夏天气温很高的时候，割了早稻，为了赶季节，争取长一点生长期，要赶忙插晚稻。1968年夏天的下午，烈日炎炎，在准备插晚稻秧苗的水田里，三四寸深的水被太阳晒得发烫，人们每天都要到这样的热水田里插秧，一天十几个小时下来，手、脚都被热水泡烂了，尤其是手指丫和脚趾丫里，皮肤溃烂，呈现出和用水泡过的馒头皮贴在指丫里一样。白白的，腐腐的。每次下到水里烂了的指丫处像许多钢针刺扎一样疼，就是这样，我们每天仍然要下到水田里插二季秧，因为季节不熬人，晚稻有生长期，如果不到生长期遇到霜冻了，稻壳中未长米就被冻死了，就只能收瘪壳。

       为了阻止指丫继续腐烂，农民发明一个减轻痛苦，减缓腐烂的办法。每天晚上收工回家，吃完晚饭之后，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到柳树上摘一把树叶，拿在掌中搓揉，直到树叶搓软，挤出酱油色的叶汁水。把叶汁水抹在溃烂了的指丫间，这时指丫会有剧烈的刺疼，就像用刀割一样，而且是用钝刀慢割丫丫肉，剔骨刺心地疼，估计比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治病差不多疼，这时总是忍不住要掉眼泪的。但是我还是咬着牙，往里吸着气，继续抹叶汁水，涂抹几遍之后，可以使溃烂处较快地疏水，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可以看到指丫处成了干皮，如果不再下水，几天以后就可以长好。可是第二天还要下水插秧，这是对“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最好诠释，粮食是用辛辣、辛勤、辛苦、痛苦换来的。我们当珍惜。

防烂手柳树叶

顶衙内

        那是1969年，有一次插秧时，副队长的哥哥坤万叫我到另一块田里给他拿秧苗。我心想:你是社员，我也是社员，我们是平等的，你凭什么指挥我，拿我当手下小工？于是我说：“你自己去拿，我要插秧。”他说：“你去拿来再插！”我回答：“我不给你拿！”他质问：“你到底拿不拿？！”我回复：“我凭什么给你拿？我就是不给你拿！”我抗拒了他的“指示”。他一下傻眼了，这是他第一次指挥别人不灵，他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对他，站在那里发呆，生气。在一旁插秧的社员们看我顶了他，有的窃喜，感到过瘾解气：有的瞪大眼睛两边看，惊恐你敢顶撞他？！估计后果难料。我对他早就看不惯，听不少人议论他：他总是仗着他哥是副队长，以一个干部子弟身份对别人发号施令，大伙对他敢怒而不敢言。我高中毕业后，回乡初当社员，初生牛犊不怕虎，加上又特别瞧不起他这种耍小衙内威风的人，所以敢顶撞他。心想他也是一个普通社员，凭什么大呼小唤支使别人，他仗着是副队长的哥哥，俨然以皇亲国戚的身份自居，仗势欺人，对社员们颐气指使，吆三喝四。

        我心里想：就不听你的，你又把我怎么样。我对他这种行为一直都看不惯，今天未考虑后果就顶撞他，发泄不满。我继续插秧，旁边的叔叔、婶婶、哥哥、姐姐们小声对我说：“别惹他，你斗不过他的。”“小心他们整你啊。”也有人小声说“真解气，他第一次遇到敢顶他的人。”                

        坤万生了一会儿气，又看到人们一个个面带嘲笑的喜相，顿时感到被众人羞辱了一样，脸色胀得更红，转而铁青发紫。他发作了，扯起嗓门大叫道：“真气人！”我像吸了兴奋剂似的，接过话说：“你气什么呀？你要是真的气，就到田埂上去扳！你自找的，气死活该！” 坤万把手上的秧把高高举起，停下，我以为他要掷向我，伸出手指着他喊道：“你！…”他停了一下使劲把秧苗向自己脚下狠命一掷：“气死老子了！老子不栽了！”混水溅了他一身。他爬上田埂，气冲冲的回家去了，我想可能是告状去了。

（2013年11月28日初稿，2014年7月24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