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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发表】往事并不如烟(117)

已有 1281 次阅读 2018-1-3 16:31 |个人分类:回忆录|系统分类:生活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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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之前,我国提出“要有计划生育”,国家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提倡一对夫妇生小孩“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1979年1月,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强调,今后要提倡每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而且第二个小孩与第一个间隔三岁以上。这个政策让人感觉带有一些倡议性的味道,不是刚性的和强制性的,所以我们估计是个过渡性的政策,后面会改成最多一个。后来,由于中国人口越来越多,经济压力和社会负担重,存在就业岗位、食物等各种资源有供应不上的危险,因为那时农业生产产量低,工业生产在前些年的运动中受到影响也很不发达,人们基本生活物资靠计划定量供应。1980年9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明确提倡“只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 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

1979年9月的时候,我们的老大已经快满四岁了,孩子她妈说她还想要一个女孩,我不太同意。其原因有四:其一是我们到大学回炉全脱产三年学习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未结束,当时还在当“大学生”,学习负担重,时间紧;其二是她的身体原因,第一个小孩是剖腹产,刀口才长四年,再怀一个大肚子时,肚皮绷破了可就危险了;其三是经济承受能力不大,当时两人的月收入只有干干净净82元,没有奖金和其它的福利;其四是有了小孩没有人带,有人带也没有地方住,我们那时是住一间18㎡米学生宿舍改用的集体房舍。其实从内心来讲,我当然也想要老二,岂止老二,还想老三呢!我觉得一家三个小孩最好。我妈对我说过,在我十多岁的时候,她请一个当地知名算命先生给我算过命,先生说我的命很好,将来会养五男二女。我快二十岁时妈把算命故事说给我听时,我还暗自高兴呢。就是有这种潜在的心态,加上我们生老二的间隔期已超过三年,我们还是决定要老二。1979年下半年,我们有了未来的老二。

1980年上半年,我爱人怀老二有大约七个月的时候,计划生育政策仍然是“最多两个,最好一个,间隔三年以上”,可是单位基层开始按“只能一个”执行。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专员找到我爱人做工作,要求要落实“口政策”(无文件,口说为凭),要她去做终止妊娠手术。她回来告诉我这事,我想这不是杀人吗。快七个月,已经都长成人了,有些早产儿七个月出生的都成活了的。我说,没有看到文件,看看再说,拖一天是一天。可是,他们工作抓得很紧,每天不停地找她做工作,“轰炸”,“加压力”。那时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很严,如果执行不到位,有超生的,单位要受批评,领导要受升迁和位置的影响,当事人则要重罚,包括重罚款,严重的要丢掉工作岗位。最严重最有恐吓力的是后者,丢掉饭碗,成了超生游击队,要拖儿带女浪迹天涯了。那时个人是无法找工作的,都是单位安排,这种犯错的人哪个单位也不敢接受,谁傻到把狗屎往自己头上糊?那样我们生活会很困难。他们的工作越做越勤,压力越来越大。爱人说怎么办?我仔细分析,严肃思考,我们没有违反政策呀。看他们来势又好像违反了一样。面对可能丢饭碗的危险,要做出人生的又一次重大决策。我说,他们是吓唬人的。首先,政策是最多两个,间隔三年以上。就是说满间隔三年以上可以生两个,其实,我们已经符合生育间隔期,不违犯规定。他们是极左执行,变成了最多一个,以确保单位不突破上面下达的年度生育指标。其次,我们怀小孩期间现行政策没有变过,即使现在出新政策,也不能往前追溯执行,现在小孩已怀到七个月过了,打下来就是杀人,我从心理上不能接受。再者,这时打下来从生理上来说也是十分危险的,搞不好大人小孩都没有了。我决定不打胎,不就是丢工作吗?我们不能拿两条人命赌工作。我们从农村来,我当过快四年的农民,会干所有农活,经历过各种苦难磨炼,吃惯过那种苦,实在没有工作就回老家种地去。我现在有了小孩,不能像以前单身时提前走了,只有一条路走,把他们养大。过了八个月,大概他们知道我们确实没有违反规定,再说打胎存在大风险问题,就停止了工作和加压,只能看水流舟了。

我们的老二大约提前几天来到人间。恰巧在她出生的前一天,我去原来工作单位找一位开车的老乡朋友,请他在关键时帮忙把爱人送到医院去,朋友满口答应。未想到第二天就突然要麻烦朋友了。朋友开车把我们送到医院后,医院紧急给我爱人进行手术——剖腹产。没有想到的是,有那么多医生的大医院,碰巧主刀手术的大夫又是我们生老大时给她主刀的那位李医生。

手术一切顺利,我们如愿以偿得了一个宝贝女儿。爱人生小孩,也忙坏了我。因为家里有个四岁多的老大没有人管,爱人手术也必须有人照顾,我只能管一头。幸好我的弟弟那天到我这里来了,我把他留下来替我看老大。可是弟弟不会做饭,那几天弟弟就只能水煮南瓜,给他们叔侄俩吃。我只能是抽空两边跑,清晨趁医生还未上班查房给爱人挂吊针,赶紧跑回距医院近十公里的家里看看老大,再做一些吃的带到医院去。在医院,前几天爱人几乎是每天近二十小时在打吊针,医生说,打吊针空气不能进去,否则对病人有危险,所以我必须守在旁边,时时刻刻都要盯着吊瓶看,不得合眼。就这样我苦熬度过了三天,三天里基本是不敢合眼睡觉。三天后输液减少了一些,我才能喘口气。一个星期后,我妈妈从老家来了,这时我才可以稍微缓解一下。

本来在爱人住院的那天我抽空给家里发了一份加急电报,请母亲来帮忙照顾。一个星期后母亲才来,她说他们也是刚收到电报。那时乡村没有电话,有急事也只能发电报。电报发出后要先由当地镇上邮电所接收,然后人工翻译,再由邮递员送到生产大队部。大队干部很忙,不是到公社开会,就是去检查工作,队部经常没有人,有时几天没有人开门。等有人时,再把邮件按小队分堆,小队的干部到大队办事时,顺便把邮件带回去,再分发给收件人。所以我发的加急电报一个星期才收到很正常不过。

在医院住院一个星期后,大人小孩都可以出院回家了。回到家里,老大看到妹妹十分高兴,经常守在妹妹旁边和她说话:“你快点长大,我和你一起去玩儿。”看来一个家庭还是有几个小孩好,小时候有个伴儿,长大了又可以互相关照帮衬。老大非常关心和爱护妹妹,小时候总是带她在一起玩,有几次老大还私自带着妹妹上山采野果。他们长大成人后,我们才知道曾经发生过这种危险的事。

老二出生,我们如愿以偿,实现了希望,我们等着处分。因之前的事我们一直没有拿到准生证,现在只能去补要生育名额,否则小孩上不了户口。待我们厚着脸皮找计划生育员补拿准生证时,见面时我们都很尴尬,在尴尬中,计生员没有迟疑就给了指标,我们再去上户口。

给小孩子上户口时,都得取个名,叫什么好呢?我想小孩名既要反映现实,更要寄托将来。现实,这个小孩来之不易,是经过一翻风险与现实的据理力争而来的;未来,希望她长大后勇于竞争,为国为家为已争气,成为一个社会的有用之才,为社会做点贡献。那就在名字里放上一个“争”字。于是就把名字定下来了。临走上户口时,觉得这个名字有点醒目,于是在到派出所后又临时改成了:峥嵘。峥嵘岁月,命运和前途峥嵘,争意蕴含在其中。

有一位同事朋友,她也是和我爱人差不多时间怀上了二胎,唯一不同的是她的二胎间隔期还差九个月,当时他们的压力更大,差不多计生员及单位采取逼迫方式要他们打胎,眼看着就坚持不下去了,男的找到我商量对策,他说看样子得马上到医院打胎了。我对他讲了几点分析的理由,然后对他说:“我估计没有严重问题,因为“最多两个”政策在那里,没有犯大原则。不符合小原则是间隔期不到,文件规定间隔期不满的要罚款。如果后面要处分你们,你要他拿政策文件出来,依据哪条处理。那你们必须认罚款。再说手术出问题了人命关天,他们能不能负责?”后来,他们咬咬牙坚持把小孩生下来了,又是个大满意。他们去要生育指标给孩子上户口时,计生员也同意给,但是因为间隔期不到,按规定要罚款。结果罚了38元了事。那时的38元,相当于一个人近一个月的工资。我说:实在划算,相当于38元买了一个终身贴身的小棉袄。

有时候,上面的政策是好的,是体恤民意的,政策有过渡期,执行有缓冲期,可是有的人为了邀功,保位或其它,在执行中走宁左勿右的偏激路线,实际上这种极左的方式影响政策的正确执行或产生一些负面的社会影响和破坏形象。

当时,我们把重心放在要老二上,就把那些困难问题丢到一边了。我们也未再多想。我从小时就常听到几句话:只愁生不愁养,有小不愁大,有一颗草就会有一滴露水,天无绝人之路,车到山前必有路。人生一辈子,不可能时时刻刻都顺利,也不能要求处事时脑子里时时刻刻都那么清醒,明白,有时候糊糊涂涂混着过,不一定就是愚钝或坏事。

老二出生以后,我妈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放下地里和家里的活儿,丢下我爸到我们这里来带小孩。妈来了,我们只能在十八平方米的独房里再开一个铺。过了一年多,我父亲在老家忙累病了,母亲只好回去照料,小孩又没有人带管了。因为幼儿园不接收三岁以下的小孩。这时,好不容易我请来了堂妹来帮我们带小孩。正好这时学校要扩大招生,把教师占用的学生宿舍腾出来给学生住。这样,我们单位安排我们搬到了一套两间的平房住。

妹妹帮我们把小孩带到两岁以后,他要回去挣工分。在无奈之下,我们只得给小孩断奶,把她送回老家由我父母带。当时送他走,我们不忍心又实在舍不得,可是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这样。小孩成了年龄最小的上山下乡幼儿。

                           

在乡下,父母把小孩带的很好,小孩的妈差不多每月回去看她,带去饼干和自制的肉松等。过了半年,我们实在想她,她妈到幼儿园找到一位有资历的刘阿姨求情,诉说困苦,打动了刘阿姨,她又替我们说服了园长。园长同意让我们的小孩破格入园。这样小孩提前半年入园,也提前结束了接受贫下中农教育,回到了我们身边。说来也巧,大约七八年以后,刘阿姨的小儿子山成了我同一单位的同事,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母子关系。有一次,山外出办事时出了大麻烦,我出面花很大力气全力帮忙,终于帮他处理解决好了。算是无意给了刘阿姨一个回报。看来做人要与人为善,多行善事,热心帮助人。还是好人有好报,也印证了帮人就是帮自己这句话。后来我碰到他们在一起走,我向他们打听,才知道他们是母子关系。生老二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和幸福,也给我们添了许多困难和麻烦,后来这些困难我们不仅一个一个都解决了,反而给我们增添一些宝贵的人生经历和磨炼。熬炼到火候便会成丹。

有了老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我的工作,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因为我们坚持要生老二,自己感到在单位不好意思,有压力,加上其他原因,我考虑要离开这个单位,换一个环境。于是,我找到另一个二级单位,他们需要管理人员,对我考核通过了,同意接收我。我从教师岗位调到了管理岗位,从一名教师改变成了科员,告别了专业和学问,从此到另一股道上跑去了。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政策的执行,产生了一些很好的结果,比如,因为计划生育的实施,使我国少生了几亿人,减轻了社会负担,对就业、医疗、上学、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及在一段时间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都起到了正向的作用。这些在计生部门的总结报告和宣传报道中有很多很多,我说的绝对没有他们说得好,说得全面。一分为二地看,计划生育也附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负面结果。然而这些都较少地研究和讨论,我一外行也无法展开说清楚。只有一点感觉。

我们对从来没有过的一小对多老新的人口结构特点下,可能出现的新问题预判不足,如何预防与对策着力不够,重视了控制人口数量,忽视了提高人口质量。人口质量除了体质、学识和专业能力等方面之外,还应该包括精神和文化层面的。对后者几十年重视不够造成了一些未曾想到的问题和遗失。这些损失可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弥补回来,也可能是永久丢失了。当下我们应该大力加以全方位的弥补、校正,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美德传承下去。

窃以为,除了其它因素影响之外,一少多老结构和水往下流传统相结合,“老宠”让“一小”把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及精神丢失许多;血缘亲属关系简单化,横向血缘亲属关系消失,弱化了社会分子团,人之间的友爱和亲情大大减少;传统美德下降,社会风气受到影响,道德失范和德性减少;加重了一代或几代部分老人的养老痛苦和社会负担(特别是失独者),增加了社会压力和在岗者的金钱、精力负担;改变了部分人的财富积累心态,部分人没有了财富积累的欲望,不用再为子孙后代留财造福,会映射到人们追求目标的动力,创造财富的毅力和创新工作的干劲,影响社会再生产和就业。

我认为,计划生育政策不但要考虑当前现状,而且要考虑未来长远发展。计划生育政策不但要考虑社会稳定,而且要考虑社会发展。我预感,现在有限放开单独生二胎的办法是滞后社会需求和发展进程的,会走不远的。即使现在全面放开生二胎,也已经是滞后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收入增加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独生子女的特点及其养老观和享乐观的变化,很多人已经不愿意生养小孩子了,不是不养二个而是一个也不养,这是主观决定。从客观上来说,还有环境的影响以及育龄人客观情况,非天然食物的影响,有很多人想生也生不了。而且,养孩子的巨额经济负担、巨大精力投入和沉重的精神压力,以及激烈的就业竞争使很多人已经不敢生养小孩子了。有朝一日,可能是十年左右,我们会发现,早就应该放开全面自由生育了。说不准哪一天政府还得设立奖励政策,鼓励敞开生,求他们生呢。那时可能用奖金和时间鼓励生育者,国家出钱扶养和教育小孩,生孩母亲不上班,国家给发工资和补贴。不然,许多追求享受、自我性强的独生子女谁愿意给你生?


(2017.12.10.)

大国空巢PPT(易富贤).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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