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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技术变迁向度、劳动分配率与中国经济增长

已有 3720 次阅读 2017-2-22 22:39 |个人分类:研究思考|系统分类:论文交流

发表在《科研管理》2017年第2期。

:根据FDI发展阶段论对FDI的技术变迁向度、FDI劳动分配率与中国经济增长三者间的关系提出假设,利用20002012年宏观经济数据统计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天津等五个省份和全国人均实FDI使用额、FDI劳动分配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通过回归分析予以验证。研究发现中国面临外资利用陷阱,对FDI为分享劳动力生产要素禀赋优势所形成的技术向度劳动力偏向随着经济增长被强化,并未因劳动力比较优势弱化而改变。FDI在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额随之下降,对华FDI流出趋势增大。需强化统筹利用外资政策与收入分配调节政策,有效推动以自主创新替代劳动力生产要素禀赋优势。

关键词FDI技术变迁向度;劳动分配率;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发挥劳动力比较竞争优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是中国经济获得快速增长的历史经验。对华FDI呈地理集聚特征,主要分布于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天津等五个省份,2009仅广东省实际利FDI额就占到全国总量的19.45%j2013年五省份GDP总额在中国当GDP总额中所占比例达34.26%k。外商投资对区域经济,乃至中国经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2009年以来“民工荒”现象持续存在并蔓延,表明中国劳动力比较竞争优势正在弱化。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已发生改变,20102013年期间全国农民工总量年增长率已由5.4%持续下降到2.4%l。其间于2012年越过人口红利拐点,劳动力人口开始下降m劳动力成本上升Fei-Ranis型在理论上提出制造业部门工资在二元经济结构消弭过程中呈上涨趋势。

生产函数更替是推动经济演化的深层动,而生产函数更替必然引起生产要素重组(J.A.Schumpete,1911)生产函数更替过程中,在生产要素投入结构中份额比例上升的生产要素种类即为技术变迁向度(Abramovitz,1956),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变动是引起生产要素投入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Ruttan,2006)[1],收入分配影响生产要素供给结构,进而影响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功能性收入分配因此影响生产要素配置(Carbonara,2004)[2]

在劳动力成本上升情形下,改变投资区位与调整技术变迁向度是可供FDI选择的两种投资策略,其结果均会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在中国经济已步入新常态,利用外资政策亟待系统性调整的背景下,研究对华FDI术向度变化对探究中国经济演化逻辑具有重要意义。2003中国政策系统调整,开启一轮政策周期。到2012年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进入新一轮政策周期。厘清此轮改革启动时所面临的经济形势,是日后评价相关经济政策绩效的必要条件。

既有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论题进行,即工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FDI对东道国工资水平的影响。对于工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三种判断。新古典学派认为两者负相关,如Zagler(1999)论证了工资水平上升引起生产与研发成本增加,就业率随之下降[3-6]新剑桥学派则认为两者正相关,如Huang(1998)统计分析美国19681991年间两位数的制造业数据,证实工资上涨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刘丽和任保平(2008)19782005年中国经济数据做时间序列回归分析,发现工资上涨与经济增长正相关[7]。此外,还有一种观点提出两者的关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Bhaduri(1985)认为提高劳动收入一方面可增加有效需求进而刺激投资,另一方面也会推高生产成本以至抑制投资[8-11]

对于外资与东道国工资水平的关联,部分学者认为外资推高了东道国工资水平。如Driffeld(2003)认为FDI向一个地区集中流入会增加对当地熟练劳动力需求,从而提高当地熟练劳动工资水平;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外资拉低了东道国工资水平。如Barry(2005)出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在东道国市场销售将内资企业的产品从市场“挤出”,迫使内资企业降低工资水平以压低生产成本。基于19872004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罗长远和张军(2009)发现FDI是引起我国劳动者报酬率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与劳动收入占比之间呈双向负相关关系[12]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存在两个不足。一是2006年后对华FDI术向度变化缺乏经验研究;二是主要以收入分配等单变量,或FDI与东道国工资水平、工资水平与经济增长双变量为研究对象,对三种相关变量间的联动关系探讨相对较少藉此,有必要专门对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之前对华FDI技术向度偏向变化,及其与功能性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怎样的联动关系进行研究。

本文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阶段理论判断对华FDI所处发展阶段,基于阶段性特点解析功能性收入分配、FDI技术变迁向度与经济增长三者间的互动关系,相应选择FDI劳动分配率、人均FDI实际使用额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变量提出假设。利用国家统计局20002012年宏观经济数据,通过回归分析予以检验,提出政策建议。

2 研究设计2.1 理论基础

按照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具备包括技术垄断与企业规模经济在内的所有权特定优势,是跨国公司产生FDI行为的前提条件。而东道国区位优势与内部化优势是跨国公司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性影响因素。J.H.Dunning(1981)进一步提出FDI在东道国发展多经历四个周期阶段。当人均GNP处于2000—4750美元之间时,FDI多处于发展的第三阶段。在该阶段,由于东道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发生改变,劳动力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减小。FDI净流入开始下降,流出量增加,资本深化因此趋缓。

基于这一阶段性特征FDI选择以资本替代劳动力,或改变投资地以便继续使用廉价劳动力。东道国如在资源禀赋与区位无优势,FDI策略选择多倾向于改变投资地。FDI增长率低于就业率增长时,技术向度将向劳动力偏向

2010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4270美元j。自1986年国务院制定《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开始,对华FDI迅速增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统计对华FDI流动总体情况可发现,虽然净流入有所下降,但是净流入的状态尚未改变,且2009年以来增长幅度较大分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实际使用FDI额平均增长率,在1987—1999年间为35.48%,2000—2010年间已下降到9.42%,并在2009年下降为全球第二大FDI流入国k。由此可见,对FDI正处于第三阶段。

由此,理论推导对于发展中国家可能存在一种“外资利用陷阱”。按照生产要素相对价格诱导理论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本应诱致技术向度偏向资本,以产生替代效应。如果对于FDI东道国的主要吸引力在于生产要素禀赋,FDI多选择变更投资区位的策略,倒逼其技术向度选择的效果很难出现。分享劳动力比较优势曾经是FDI对华投资的主要目的之一,在目的难以实现的情形FDI会改变投资区位,而不会调整技术向度既有的劳动力偏向。由此造成在劳动力成本上升情形下,技术向度劳动力偏向不仅得不到调整,反而更为强化,进一步加剧中国劳动力供需失衡。

2.2研究假设

技术向度变迁一般以资本与劳动之比(K/L)的变动来测量[13]。政府统计公报连续公布了FDI实际使用额和城镇港澳台投资单位与外商投资单位就业人员数。据此,“人均FDI实际使用额”可以体现外商投资企业“资本与劳动比率”。

居民收入是反映经济增长水平的重要指标[14-16]。由于五省份经济统计连续测算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而非GNI,本文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反映经济增长水平。因此,“经济增长水平”与“技术向度变迁”之间的关联,可通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FDI实际使用额”的联动来反映。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1(H1)

H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FDI实际使用额”负相关,且存在因果性。

Kuznets(1955)U”型假说提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一国收入分配差距将经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据2001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中国经济增速自2007年以来已明显放缓,藉此可推测中国东部地区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跃过KuznetsU”型拐点[17]。劳动分配率是劳动者工资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份额,反映功能性收入分配差距[18-20]FDI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份额即FDI劳动分配率,其上升是功能性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反映。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2(H2)

H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FDI劳动分配率”正相关,且存在因果性。

根据以上两个假设,可推导得到假设3(H3)

H3:“人均实际FDI使用额”与“FDI劳动分配率”负相关,且存在因果性。

本文的变量选择及变量间假设关系见图1所示。(略)

2.3 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01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20002012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以及公布的数据,以江苏、浙江、上海、广东、天津等五个FDI聚集省份及全国平均水平为研究对象,分别收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测算FDI劳动分配率与人均实际FDI使用额。

利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三个变量做相关性检验。中国经济在20002012年经济呈现持续高速增长趋势,GDP年均增长达11.1%,此后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趋势发生重大变化。籍此对趋势稳定期间的变量关系可做线性相关性检验,因此选取测度Pearson系数。

对被证实存在相关性的变量,借助回归分析进一步确定其间的因果关系。分别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自变量,人均FDI实际使用额为因变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为自变量,FDI劳动分配率为因变量;人均FDI实际使用额为自变量,FDI劳动分配率为因变量,分别予以检验。

3 实证分析

   3.1 变量测量

20002012年期间港澳台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实际使用额从1964874万美元增长到6891382万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1.023%20002012“对华FDI实际使用额”从2970753万美元增长到4438039万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3.402% 。比较“对华FDI实际使用额(不含港澳台)”与“港澳台商大陆FDI实际使用额”在对华FDI实际使用总额中所占比例,“对华FDI实际使用额(不含港澳台)2009年前高,此后则低(2这表明近年来港澳台商投资对华直接投资对外资利用的影响增大。

(略)

2008年以来FDI年增长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且对华FDI实际使用额年增长率2次出现负增长,港澳台商对华投资额年增长率3次出现负增长,该现象与FDI发展第三阶段特点一致(3)

(略

结合《中国统计年鉴》“城镇外商投资单位就业人数”与“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就业人数”,可计算出这期间人均FDI全国水平与江苏等五省份变化(4)20002012年期间全国人均FDI实际使用额由6339.124美元下降到5043.618美元,年平均平均增长率-1.887%,呈现出小幅下降趋势。五省份年平均平均增长率,江苏(-2.964%)、上海(-3.475%)、浙江(-4.260%)、广东(-7.955%)递次降低,仅天津(2.248%)呈上升趋势。这反映资本深化受阻,FDI技术向度劳动力偏向不仅未改变,反而进一步强化,实际利用外资额中港资比例高的广东和浙江尤为明显。

(略

结合《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公布的地区生产总值和外商投资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统计,可知这期间对华FDI劳动分配率变化(5)。对华FDI劳动分配率全国平均水平,2000年为最小值,达0.00912012年为最大值,达0.0216,仅增长0.0125,呈现出基本持平,略有上升趋势。除上海之外,其它地区FDI劳动分配率上升幅度较小。除江苏外,上海、浙江、天津和广东对华FDI劳动分配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表明这四个省份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领先与全国其它地区。

(略

测算对华FDI劳动分配率年平均增长率,全国平均水平为7.513%,浙江最高(14.852%),上海和江苏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天津最低(2.646%),广东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表明省份间在功能性收入分配结构变化趋势上存在差异,相比之下FDI在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额,在浙、沪、苏等位于长三角地区的省份下降幅度略快,在天津和广东稍慢。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知这期间全国和五省份该项变量变化情况(6)。五省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上海最高,浙江次之。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呈上升趋势,年平均增长率为12.037%比较年平均增长率,五省份中仅江苏13.06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余四个省份中,广东最低9.877%,上海10.816%、天津(11.366%、浙江(12.037%)等渐次升高。这表明FDI集聚省份与其它省份间的收入差距正在缩小,这必然会降低劳动力流动以至较少劳动力供给。

(略

3.2 假设验证

测算出五省份及全国人均FDI实际使用额、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FDI劳动分配率。用SPSS20计算Pearson相关系数(见表1),检验上述三个变量间的相关性。从浙江、天津、江苏、上海和全国平均水平相关系数上来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实际FDI使用额”呈现负相关关系。其中,全国平均水平、浙江、天津、江苏中等相关;上海强相关。该检验结果与H1相符

1 研究变量间的Pearson系数

Table  1 Pearson correlations of research variables

区域

相关参数

全国平均水平

广东

浙江

天津

江苏

上海

人均实际FDI使用额

FDI劳动分配率

-0.659

-0.185

-0.703

-0.602

-0.829

-0.815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578

0.447

-0.583

-0.666

-0.735

-0.856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FDI劳动分配率

0.981

0.307

0.785

0.967

0.979

0.875

注:< 0.4显著弱相关,0.4-0.75中等相关,大于0.75强相关,均为绝对值

数据来源:根据2001-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整理得到

全国平均水平与浙江、天津、江苏、上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FDI劳动分配率呈现正相关关系。该检验结果与H2相符

全国平均水平与浙江、天津、江苏、上海“人均实际FDI使用额”与“FDI劳动分配率”呈现负相关关系。其中,全国平均水平、浙江、天津中等相关;江苏与上海强相关。该检验结果与H3相符

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实际FDI使用额”之间呈现中等强度的正相关关系,该检验结果与H1相符。“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FDI劳动分配率”之间呈现正相关、“人均实际FDI使用额”与“FDI劳动分配率”之间均呈现负相关,但显著性均呈弱相关,因此H2H3对广东省不成立。

统计来自香港的投资在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中所占比例,广东一直远高于其它四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广东2001年为64.4%,当年全国平均占比为35.7%;到2012年上升到74.9%,当年全国平均占比为58.7% 。其它四省份中,2001年天津最高(35.8%),低于广东28.6个百分点;2012年浙江最高(61.3%),低于广东13.6%

文化对外商投资的动机、稳定性、所有权控制等均有深远影响(Harrigan,1988)由于粤港不仅同处中华文化圈,族裔联系紧密,港资在投资行为选择上与其它来源国投资差异较大。此外,地理临接使港资中包含相当数量的内资企业为转换成“外资”身份而进行的返程投资这些均导致H1H2H3不成立

藉此,本文将统计全国平均水平与浙江、天津、江苏、上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实际FDI使用额”与“FDI劳动分配率”三项指标,描述相互间的关联状态与区域差异

借助SPSS 20软件做回归分析,着重检验显著性值(t)与拒绝原假设值(P)。由于广东省三项假设在相关性检验中已被证明均不成立,因此回归分析将其排除在外。检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与人均FDI实际使用额之间是否呈负相关关系(2),从全国平均水平和四省份情况看,两项间回归系数均为负值且具有显著性,H1成立。

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FDI实际使用额的回归分析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s of urban residents and Actual  utilized of the amount of FDI  per worker

系数

t

P

全国平均水平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521

-2.026

0.068

天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400

-1.448

0.175

上海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635

-2.726

0.020

江苏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651

-2.845

0.016

浙江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721

-3.446

0.005

注: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05

数据来源:根据2001-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整理得到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FDI劳动分配率之间是否呈正相关关系(3),从全国和五省份的情况看,两项间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具有显著性,H2成立。

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与FDI劳动分配率的回归分析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s of urban residents  and  Labor Distribution Rates of FDI



系数

t

P

全国平均水平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971

13.574

0.000

天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343

1.213

0.251

上海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860

5.587

0.000

江苏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911

7.304

0.000

浙江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983

17.720

0.000

注: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05

数据来源:根据2001-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整理得到

人均FDI实际使用额与FDI劳动分配率之间是否呈负相关关系(4),从全国平均水平和五省份的情况看两项间回归系数,均为负值,且具有显著性,H3亦成立。

4 人均FDI实际使用额与FDI劳动分配率的回归分析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Actual utilized of the amount of FDI per worker and Labor Distribution  Rates of FDI


系数

t

P

全国平均水平

人均FDI实际使用额

-0.684

-3.106

0.010

天津

人均FDI实际使用额

-0.253

-0.869

0.403

上海

人均FDI实际使用额

-0.676

-3.045

0.011

江苏

人均FDI实际使用额

-0.576

-2.338

0.039

浙江

人均FDI实际使用额

-0.774

-4.056

0.002

注: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05

数据来源:根据2001-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整理得到

4 结论和政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根据人均FDI测量结果,以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FDI实际使用额呈反向关联(H1)被证实表明:对华FDI技术向度维持劳动力偏向这一情况说明,理论所预测的“外资利用陷阱”在发展中国家确实存在。这带来两个后果:其一,在中国劳动力人口下降,区位优势走弱形势下,对华FDI偏好选择更换投资地。其二,FDI通过产业链后项、横向关联以及技术外溢效应影响内资技术向度选择,产生劳动力偏向路径锁定对中国经济发展资本深化趋向有所阻碍,以至中国被锁定于价值链低端。

从投资来源地结构看,20002012年期间东南亚与香港投资在对华FDI中所占比例较高,南南之间的投资远多于南北之间[21]。这些投资来源地与中国之间的技术势差不大,技术外溢效果有限,这导致FDI在投资区位选择时,选择了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充沛,成本低廉,因此技术向度趋向劳动力偏向。

如果试图通过巩固比较优势以保持中国对FDI的吸引力,改变对华FDI投资策略选择,就必须大幅提升跨国公司内部化优势以弥补区位优势的失却。而内部化的重要动因之一源自防止技术优势流失,这将易于导致FDI技术扩散阻力增大,进而降低东道国利用外资的获益。此外,内部化是以企业的内部市场代替外部市场,以此规避因市场机制缺陷而存在的交易障碍。因此,政策推动内部化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与市场化改革方向相背离。中国利用外资政策目标需要进一步由引进资本调整为增强绝对竞争优势。

人均FDI实际使用额与FDI劳动分配率呈反向关联(H3)被证实表明:技术向度劳动力偏向强化将增加工资在收入分配中所占比例,FDI不利。对华FDI与中国均面临选择悖论。对于对华FDI,技术向度选择资本偏向将使其在收入分配中保持有利地位,从而维持盈利水平;若如此,对华FDI将难以享受中国劳动力资源禀赋优势。对于中国,FDI技术向度资本偏向有利于吸引外资,利用FDI技术外溢效应,但功能性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不利于经济中长期增长。

4.2 政策建议

基于实证分析,提出以下两点政策建议。

1)强化统筹利用外资政策与收入分配调节政策。市场需求对技术变迁向度具有诱导效应(Acemoglu,2002)[22],但功能性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必然扭曲市场需求结构,以至诱致效应难以产生。2013年国务院已提出:“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创造机会公平的竞争环境,维护劳动收入的主体地位”。这有助于优化市场需求结构,但如果中国依旧主要依靠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吸引FDI,对华FDI存量将加速下降。这将使实现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所提出的“优化利用外资结构”目标难度加大。FDI以港资为主的广东省三项假设均不成立的情况看,FDI来源地的技术创新水平对其技术向度选择能力有重要影响。因此,“优化利用外资结构”需考虑这一因素。

2有效推动以自主创新替代劳动力生产要素禀赋优势。基于生产要素禀赋互补开展经济合作,对华FDI与中国所面临的选择悖论均难以破解。利用劳动力禀赋优势吸引外资曾经产生了弥补双缺口和引进技术的作用。然而,对华FDI技术向度劳动力偏向被固化刺激FDI流出,使得弥补双缺口的作用受限;劳动力转为有限供给后,劳动力偏向与生产要素结构变化不适配,激化劳动力供需矛盾。因此,需要寻找新的中外经济合作基础,以自主创新培育绝对竞争优势,替换基于生产要素禀赋所产生的比较竞争优势,才可能将外资为我所用。“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是中国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要途径,未来引进外资应主要用于辅助“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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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entation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Labor Distribution Rates of FDI and ChineseEconomy Growth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tage theories of FDI development, raisinghypotheses about relations between The Orientation of FDI Technological Chang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about FDI and Chinese Economy Growth. UsingChina economic statistics data during 2000-2012 to Measure the amount of FDI per worker, Labor distribution rate of FDI,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s of urban residents in Guangdong, Shanghai,Zhejiang, Jiangsu, Tianjin and the national average , by regression analysis toverify. It found that China is facing a trap in foreign capital utilization.For Share the labor factor of production endowment process, The Orientation ofTechnological Change formed labor bias, it is strengthened as economies grow. FDI i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share fall, China FDI outflow trend increases. Changing the situation need tostrengthen the overall foreign investment policy and regulation of incomedistribution policy, and alternative labor factor of production endowment byinnovation.

Keywords: The Orientation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FDI labor distribution rate,Chinese Economy Growth


注:j根据广东省统计局《广东统计年2010》与国家统计局《2009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

k根据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统计。

l国家统计局2010—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m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J].中国统计,2013(3):8-15

注:j世界银行.国家与经济体统计数据库(中国)[DB/OL].http://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china,2011-09-12

k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R].纽约和日内瓦,2011


FDI技术变迁向度、劳动分配率与中国经济增长.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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