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在《科学学研究》2017年第1期。

摘要：中国收入分配格局变动促动对华FDI投资策略调整。在FDI投资行为经验研究基础上，提出对华FDI技术向度、投资区位选择与中国收入分配格局变化间的关联假设。以通用设备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计算机及其它电子制造业等三个FDI集聚的行业为例，测度2003—2011年间相关变量变化，通过统计回归分析验证假设。发现FDI在收入分配格局变动有利于资本时，倾向于调整技术向度偏向资本；有利于劳动力时，趋于改变投资区位。据此建议中国外资利用政策应考虑产业间收入分配格局变化差异以提高调控精准度，将核心政策目标转向落实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

关键词：FDI；技术变迁向度；收入分配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根据Hecksher-Olin生产要素合作型外商直接投资(FDI)模型^[1]，FDI促进可流动生产要素与不可流动生产要素结合，因此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效率。劳动力无限供给使中国生产成本低廉，跨国公司借助FDI得以分享中国人口红利，至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FDI流入国^[2]。FDI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较大，20世纪90年代FDI对中国GDP的贡献率平均达10.57%^[3]。然而，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状况正发生趋势性转变。继2004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现象之后，2009年该现象在全国更大范围内出现。201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年增长率为5.4%，到2014年已降至1.9%^[4]，制造业部门工资在二元经济结构消弭过程中也趋于上涨^[5]。中国劳动力成本因此上涨迅速。

生产函数更替时，在生产要素投入结构中份额比例上升的生产要素种类即技术变迁向度^[6]。Ruttan^[7]在理论上已证明技术变迁向度受生产要素相对价格深度影响。据此可推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引起技术向度变化与产业空间布局调整。跨国公司应对中国人口红利消散的投资策略有两种。一是改变投资区位选择，2012年中国实际利用FDI增长率已下降3.7%^[8]；二是以资本替代劳动力，倒逼企业青睐使用机器^[9]。

在东道国生产要素禀赋约束下，FDI与东道国不可流动生产要素组合的难度在产业间存在差异，FDI分布因此呈现产业集聚状态。对华FDI主要集聚于制造业，即使在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行业占比，制造业首次低于服务业的2011年仍达到45%[①]。对华FDI在制造业中又相对集中于通用设备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计算机及其它电子制造业，三个产业2011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在全国工业总量中的占比共计31.61%，其中通用设备业5.07%，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7.67%，计算机及其它电子制造业18.87%[②]。

外资对上述产业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2009年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但当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在相关产业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依然较大，通用设备制造业达22.71%，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为44.38%，计算机及其它电子制造业更是达到77.38%[③]。以通用设备制造业等三个产业为例，分析在人口红利消散引致生产要素收入分配格局调整的形势下，对华FDI技术向度选择与投资区位选择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2003年中国进行政策系统调整，开始一轮政策周期，改革进入新阶段。到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开启了包括收入分配制度在内的新一轮深化改革。厘清此轮改革启动时所面临对华FDI策略选择情势，是日后评价政策绩效的必要条件。藉此，选择以2003—2011年期间为研究对象。

2 研究综述

国内近年有关中国生产要素分配格局变化的研究，白重恩和钱震杰通过分析1992—2005年间企业、政府和居民三部门之间功能性收入分配变化，发现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份额增涨势头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逆转，资本收入所占比例开始持续增加^[10]。翁杰和周礼以产业为分析单位，利用1997—2008 年间中国36个工业部门面板数据分析劳动收入份额变动^[11]，以及王小鲁统计1992—2009年间资金流量变化^[12]，结果均印证了白重恩和钱震杰的结论。周明海等借助1995—2007年生产要素增长数据，进一步确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始于1998年^[13]。大部分实证分析结果证实劳动收入分配状况处于恶化之中。

研究者对该现象的成因给予不同解释。如李稻葵等从新古典经济理论视角探讨，认为劳动力产业间转移存在摩擦，致使劳动力转移速度慢于资本流动，工资增速随之低于资本回报增速^[14]；龚刚和杨光根据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提出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无限供给是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15]。刘伟和蔡志洲核算国民资金流量，发现区域发展与产业政策向资本倾斜是劳动收入分配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16]；白重恩等运用系统GMM方法分析1998—2005年所有大型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年度报表数据，提出主要原因是产品市场垄断增加和国有部门改制^[17]。

这些解释以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国民经济体系作为逻辑与经验分析起点，理论阐释中对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有较充分的考量。但中国经济在全球化影响下日益深入参与国际分工，资本国际流动频繁，该分析起点设置的缺陷也较为明显。

FDI对工资水平的影响目前已受到部分研究者的关注。罗长远和张军运用联立方程模型统计分析1987—200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提出FDI是引起我国劳动者报酬率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与劳动收入占比呈双向负相关关系^[18]。陈怡等基于1998—2006年中国26个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劳动力供需变化，发现因外资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导致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和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间的工资差距缩小^[19]。邵敏和包群分析1999—2006年中国36个产业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员工工资面板数据，证实存在FDI工资溢价效应。在技术势差较小的条件下，FDI推高了内资企业工资水平^[20]。罗茜则发现FDI区域集聚拉大了中国区域间工资差距，但她认为FDI不是缩小，而是拉大了内外资企业职工间、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间的工资差距^[21]。

生产要素重组将改变对劳动力的需求，进而诱致区域工资水平与结构变动。而区域工资水平变动又会影响劳动力供给，进而改变产业地理集聚状态。根据该效应，Keeble^[22]较早利用收入分配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建模，以此测算产业地理集聚状态变化。此后，Krugman^[23]进一步完善了该模型，计算美国106个制造产业的区位基尼系数，进而分析产业演化状况及发展水平。

基于Keeble和Krugman的研究路径，学者对工资变动与中国产业地理集聚状态变化的关系做了研究。如唐启勇等测算工业区位基尼系数研究广东产业集群演化，发现广东工业区位基尼系数呈上升趋势，而部分产业集群区位基尼系数先升后降^[24]。朱珠测量江苏省28个制造业1999、2001和2003 年的区位基尼系数，发现江苏省制造业集聚程度趋向提高^[25]。

综上所述，学者对收入分配、FDI对东道国的影响、产业地理集聚变化之间的联动关系已有所研究。但对2008年美国次级房贷危机引发全球性经济衰退以来，对华FDI技术向度选择与投资区位选择变化还缺乏实证研究与统计描述。

3 理论与假设

理论上FDI技术向度、收入分配格局与外资投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联动关系。FDI技术向度变迁通常用资本与劳动之比(K/L)测定。本研究以FDI技术变迁向度为研究对象，“人均FDI实际使用额”即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政府统计公报连续公布了FDI实际使用额，《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持续统计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外商资本投资与港澳台资本投资单位就业人员数(年末数)。

劳动力生产要素在功能性收入分配中的状况常以劳动力生产要素分配比例系数衡量，即工资在社会总收入中所占份额是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表现。因为缺乏各产业GNI数据，本文以产业工业总产值数据，即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工资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替代。

产业地理集中度变化是投资区位选择变动的结果，最早使用Krugman提出的空间基尼系数测算，即比较某地区某一产业的总产值占该地区总产值的比重，以及该地区总产值占其所在经济体总产值的情况。其计算公式为：(略)

其中G为基尼系数，(略)是(略)地区某产业总产值占其所在经济体该产业总产值的比重，（略）是该地区总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比重。Ellison和Glaeser^[26]弥补公式忽视企业规模与区域差异因素影响的缺陷，提出产业地理集中指数，其计算公式为：(略)

其中，(略)表示(略)区域某产业就业人数占该产业经济体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略)表示(略)区域全部就业人数占所在经济体就业总数的比重。Herfindahl指数(略)表示以就业人数为标准计算的该产业厂商规模离散度(N个企业分布于M个区域之中)。产业地理集中指数以行政区域而非经济关联为标准划分空间单位，“政府行政主导”和“地方工业化”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经济统计多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单位。藉此，选择用产业地理集中指数测度产业演化。

工业化是技术进步引发的结果，从长期看技术进步必然导致资本深化^[27]，因此资本深化是工业化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必然趋势^[28]。在劳动力有限供给条件下，资本深化使得资本较劳动力廉价，故而替代劳动力。Rodrguez和Ortega分析联合国工业统计数据(UNIDO)，也发现资本收入份额与人均收入负相关，国民收入中资本收入份额与劳动力收入份额差距呈拉大趋势^[29]。由此可知：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引致资本替代效应，FDI技术向度呈现资本偏向，人均FDI随之上升；FDI技术向度资本偏向将提高外资在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额，降低劳动力生产要素分配比例。这将导致区域就业人口数下降，产业地理集中指数随之下降。综上提出：

假设1(H₁)：人均FDI实际使用额(X)与产业地理集中指数(Y)负相关(-)，且存在因果关系。

假设2(H₂)：劳动力生产要素分配比例系数(Z)与产业地理集中指数(Y)正相关(+)，且存在因果关系。

假设3(H₃)：劳动力生产要素分配比例系数(Z)与人均FDI实际使用额(X)负相关(-)，且存在因果关系。

本文的变量选择及变量关系假设关系见图1所示。

(略)

4 变量描述

根据2003—2013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公布的“按行业分实际外商投资额”数据，可知2002—2012年期间通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制造业等三个产业FDI投资实际使用额变化(图2)。

(略)

2002—2012年期间，三个产业FDI实际使用额均呈增长趋势。其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年平均增长率达18.45%，从528.92亿元增长到2678.78亿元；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7.82%，从1263.03亿元增长到6089.54亿元；通用设备制造业年平均增长率16.67%，从360.37亿元增长到1594.74亿元。三个产业相互比较可发现，尽管通用设备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额在全国工业总量中所占比重相对最低，但2002—2012年间流入该产业的FDI数额却相对最高，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制造业次之，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第三。

统计分析三个产业FDI投资实际使用额年增长率，2008年以后均呈下降趋势，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与通用设备制造业2010年后甚至一度出现小幅负增长(图3)。这表明中国大陆对FDI的吸引力正在减小。

(略)

结合产业就业人数，测算人均FDI(图4)。由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缺少2002年产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外商资本投资与港澳台资本投资单位就业人员数(年末数)，因此无法测算该年度人均FDI额。三个产业人均FDI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最高，通用设备制造业次之，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制造业相对最低。比较变动情况，三个产业之间存在差异。

(略)

在2003—2011年期间，全国人均FDI实际使用额变动较小，年平均增长率为3.943% 。而三个产业中，仅通用设备制造业年平均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达到4.18%，呈明显上升趋势；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呈小幅上升趋势，年平均增长率为1.98%；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基本持平，年平均增长率为0.83% 。综上可知，对华FDI技术向度在三个产业存在变化，但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较为有限。

根据2003—2011年期间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公布的相关数据，计算这期间三个产业地理集中指数变化(图5)。比较产业地理集中指数平均值，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达0.1，相对最高；通用设备制造业次之，为0.029；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0.017，相对最低。三个产业地理集中指数均呈下降趋势，其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与通用设备制造业持续下降。

比较产业地理集中指数年平均增长率，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9.061%，通用设备制造业-5.171%，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1.950% 。综合分析产业地理集中度情况，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相对最高，且降幅最小；通用设备制造业居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相对最低，且降幅最大。

根据2004—2012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2003—2011年期间三个产业劳动力生产要素分配比例(图6)。2003—2011年期间，仅通用设备制造业呈小幅下降趋势，年平均增长率-3.526%；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年平均增长率为3.870%，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为4.761%，均呈上升趋势，且明显高于全国年平均增长率(0.368%)。

(略)

5 实证分析

5.1 假设检验

本研究使用SPSS 22.0对变量面板数据做相关性检验，进行回归分析以验证变量间相关关系存在因果性；应用Eviews 8.0做单位根检验验证面板数据的信度与效度，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变量间的相关性是否稳定存在。

(1)相关性检验

应用SPSS 22.0检验人均FDI实际使用额、产业地理集中指数与劳动力生产要素分配比例之间的相关性，Pearson相关系数见表1。结果显示：H₁涉及人均FDI(X)与产业地理集中指数(Y)间的关系，在通用设备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呈现负向关联，在既有产业规模条件下该产业产生了资本替代劳动力现象；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制造业不存在关联，结合FDI投资实际使用额年增长率变化分析可知，分布于部分产业的FDI多选择撤离中国。

H₂涉及产业地理集中指数(Y)与劳动力生产要素分配比例系数(Z)间的关系，在通用设备制造业呈现正向关联，反映劳动力工资水平上升降低FDI劳动力需求；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制造业中不存在关联。

H₃涉及人均FDI(X)与劳动力生产要素分配比例系数(Z)间的关联，在三个产业均不存在，该假设被证伪。产业工资水平的提升未能诱致FDI技术向度产生资本偏向变化。

2012年是中国人口红利变动拐点，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结束，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被削弱。上述统计分析表明，对华FDI投资策略在此之前已发生变化。

(2)协整检验

使用Eviews 8.0检验面板数据的信度与效度，根据相关性检验结果选取具有相关关系的五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即通用设备制造业产业人均FDI(X_t)与产业地理集中指数(Y_t)、通用设备制造业劳动力生产要素分配比例系数(Z_t)与产业地理集中指数(Y_t)、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人均FDI(X_j)与产业地理集中指数(Y_j),做单位根ADF协整检验，五个变量二阶差分均显示平稳(表2)。

      进一步检验变量间关联的稳定性。由于分析对象为两个变量间的关系，因此采用Engle- Granger协整检验两步法，做回归残差序列ADF检验。检验结果(表3)证明X_t与Y_t，Y_t与Z_t以及X_j与Y_j存在协整关系。

(3)回归分析

       对人均FDI实际使用额(X)与产业地理集中指数(Y)进行回归分析(表4)，检验显著性值(t)与拒绝原假设值(P)，并结合回归系数分析，H₁在通用设备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得到证实。这表明在这两个产业劳动力成本变化导致FDI区位选择变化，劳动力需求下降。

对产业地理集中指数(Y)与劳动力生产要素分配比例系数(Z)进行回归分析(表5)，H₂在通用设备制造业得到证实。

综上所述，H₁在通用设备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成立，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制造业不成立；H₂在通用设备制造业成立，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制造业不成立；H₃在三个产业均不成立。

5.2 讨论

收入分配格局变动影响对华FDI投资区位选择与技术向度调整，在产业间存在差异，针对产业间的差异对外资利用政策做差别化调整才能提高政策效度。三个产业中唯有通用设备制造业劳动力生产要素分配比例下降，调节工资水平能直接影响FDI投资区位选择。对于劳动力生产要素分配比例上升的交通设备制造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不具有调控作用。因此，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势下，力图倒逼对华FDI技术向度选择资本偏向，在部分产业已难奏效。

比较三个产业的外资市场占有率，自2004年以来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最高，一直在70%以上。国际上一般将外资市场占有率30%视为东道国经济主权安全警戒线，通用设备制造业虽高于该标准，但相对较低^[30]。这表明市场份额并不是影响对华FDI投资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结合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势分析可知，较难维系中国对FDI的投资区位优势。按照国际生产折衷理论^[31],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共同决定FDI投资行为选择。保持中国对FDI的投资吸引力，就必须激发FDI所有权优势，以弥补区位优势弱化的不足。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历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欧、日之间相互投资是发达国家跨国投资的主要形式，2003年一度高达总资本输出的90%和资本输入的93%，此后虽有所下降，但2013年美国FDI流入存量62%来自欧盟，同时50%的FDI流出量流向欧盟。其部分重要原因在于东道国领先的技术水平与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放大FDI交易性所有权优势；东道国与投资国相似的市场消费结构则有助于发挥FDI规模经济优势。

劳动力无限供给状况的结束使得中国需将与之适配的新生产函数引入生产系统。H₃被证伪表明工资水平难以产生诱致资本偏向的作用，对华FDI技术外溢很难向生产系统大量提供新生产函数。在引进技术基础上模仿创新的方式曾经有效提高了中国工业产业技术水平，这也导致中国对外技术依存度过高，2002年达到60%^[32]，此后虽明显下降，目前仍高于30%。未来提高中国工业生产效率，主要还需依靠自主创新。

H₁与H₂在通用设备制造业被证实，表明工资水平上涨对区位选择影响大于对技术向度影响。摆脱技术路径依赖，有效更替生产函数，以适应生产要素结构变化需具备一定的必要条件。市场机制完备程度、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东道国消费需求结构合理性、技术互补性等因素，均是影响跨国公司是否选择调节技术向度的重要因素。较之内资，FDI的流动性较大，Hayami等^[33]提出的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对技术向度的诱导作用难以发生。A.Atkeson和A.Burstein^[34]等提出市场需求诱致作用亦未明显奏效。在缺乏必要条件的情形之下，变更投资区位便成为FDI相对最优的投资策略选择。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自1978年以来，中国利用外资政策历经四个发展阶段，从以招商引资为重点，到引资与引智并重；从纯粹“引进来”，到“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从主要利用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到比较优势与市场规模优势并行。随着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的改变，比较优势已逐渐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滞后，以及需求结构失调导致市场规模优势增进速度缓慢。情势的变化使得中国利用外资政策的政策逻辑发生改变。

2010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运用产业准入指导等政策工具，实现优化利用外资结构，更好地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方面的积极作用，引导外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增加投资的政策目标。该政策延续了199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若干意见》的主要做法，还是着眼于以“让利”实现“互惠”，以市场换技术。从对华FDI投资策略选择偏好来看，“让利”诱导FDI投资区位选择的作用有限。

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的基本方针，而此前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也是系统地提出了培育国家绝对竞争优势的政策举措，其中明确提到“鼓励企业开展参股并购、联合研发、专利交叉许可等方面的国际合作……支持企业和科研机构到海外建立研发机构……支持国际学术机构、跨国公司等来华设立研发机构。”中国需要逐步改变主要依靠比较优势吸引FDI对华投资的政策逻辑，以绝对优势吸引FDI。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两点建议：

第一、提高外资利用政策的调控精准度，充分考虑产业收入分配格局变化差异。对于以通用设备制造业为代表，劳动力成本下降的产业，政策对FDI投资区位选择的调控影响较大。对于以交通设备制造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代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产业，适于以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加大研发力度为调控重点。

第二、将外资利用政策的核心政策目标转向支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将难以弥补因人口结构变化与劳动力供给不足所导致的市场容量萎缩，市场需求结构也将难以摆脱低端锁定，以至难以具备产业梯度转移的必要条件。“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是中国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要途径，在难以有效诱导FDI调整技术向度的情形下，未来利用外资的主要策略应在于重视“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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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on theInvestment Strategy Selection of FDI in China Under the Income-distributionstructure Changes

Abstract:China's economic New Normal is formed i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situationchanges, China FDI investment strategy ensue major changes. Select the factorof production labor distribution ratio coefficient, industrial geographicconcentration index, the actual use of FDI per capita amount of the threeindicators were measure income distribution, changes in industry location,technology choice Dimension three assumptions and build relationships betweeneach other. In general equipment industry, transportation equipmentmanufacturing and computer and other 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FDI concentratedin three industries in China as an example, to be verified by correlation testand regression analysis. Changes in income distribution was found to induceinvestment in China FDI location choice, under conditions conducive to capitalcan be effective in labor conditions are not conducive to have an effect. ChinaFDI does not appear in the technical dimension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pattern changes under circumstances capital Forced steering bias.

Key words: China FDI, Technological changeOrientation, Income Distribution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4BGL11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12YJC630194）；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6A030313498）

[①]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2》数据计算。

[②]根据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司《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12》数据计算。

[③]根据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司《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10》数据计算。

对华FDI技术向度_收入分配与投资区位选择.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