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告：转载请注明文章作者与来源。交流或分享@微信：usbbic  ｜电邮：usbbic@gmail.com  ︱代伟  纽约  USA

        美国“内战”前，由于对中国人了解信息的缺乏和很少接触，南方人对于中国人在南部定居的态度，很大程度上还是处于臆想阶段。1840和1850年代，有一些南方的“新教”传教士前往中国设立佈道会。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南方对中国人的想象力。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以前，在中国活跃着几个美国新教教会组织。这其中包括美国公理会差会(又称“美部会”)，它在1829年时派往中国第一位代表；美国浸信佈道公约会（又称“三年”公约会）于1836年派遣了第一位代表；还有美国南方圣公会“国内及海外佈道会”，在1840年派去第一位代表。

        这些基督教传教士们会定期返回美国。有时候，他们会带着一些中国人男/女一同返回。虽然这些中国人来访者们后来又回到了中国，但他们在南方的游历，给予公众对他们与其它“异教”群体的比较留下了一手的印象资料。那些曾在中国工作的教士们的观感很有价值；同时，一些去过西印度群岛种植园的南方人，看到那里用中国人劳工替代黑人劳工。

        在1850年代的10年间，有一小批中国人在东美国部和南方的几个地方居住，从事一些职业。他们大多在诸如波士顿、纽约、巴尔的摩、查尔斯顿和新奥尔良等这类港口城市。他们同样来自中国，但各自有不同的情况。有的是从事茶叶贸易的商行代表，其他的有海员和仆人等。还有一些，是在古巴和西印度殖民地居住一段时间后，来到东部和南方的。

        与加利福尼亚及其附近的西部“领地”的中国人相比，这时期在东部和南方的中国人很少受到政府部门和立法机构的注意。1860年的美国第八次人口普查进行中，加利福尼亚是唯一把中国人单独列为一个群体的州。其它地方则是把中国人列为外国出生移民人口的一部分。这段时间内，中国人还没有一个特别的“肤色”定位，他们通常被列入白人人口。

        新教圣公会和南方浸信会几位去往中国的先驱们所做的工作，对南方人初步了解1850年代和1860年代进入东北和东南的中国人有很大的帮助。两派人员的努力，对在中国人中连结国外和国内教会活动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威廉•琼斯•布恩(William J Boone，文惠廉)牧师，是最早去往中国的南方传教士之一。他在中国创办了美国圣公会，同时也是第一任圣公主教。布恩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西北部的滑铁卢镇，跟随他未来的岳父-南卡学院(今南卡大学)校董亨利•威廉•德•索绪尔学习法律。1833年，他在家乡州获得律师从业资格。1836年9月18日，布恩在查尔斯顿被任命为(教会)执事。第二年又成为牧师。在“美部会”的赞助下，布恩做为传教士被派往中国。1837年7月，布恩和夫人莎拉•阿米丽娅•德•索绪尔乘船去往东方。

        1837至1840年间，布恩夫妇在爪哇（当时叫巴达维亚）雅加达的中国人之间传教，并学习中文。1840年他们搬到了澳门。1842年，他们在厦门附近的鼓浪屿小岛上创办了一个佈道所。这些年里，布恩一方面帮助莫里森教育协会(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马礼逊教育会)创办学校，一方面为他的新佈道所探寻发展方向。莫里森教育协会的名字，来源于第一位驻留中国的新教牧师-罗伯特•莫里森。该机构由一批商人在1835年1月6日创始，它的目的是在中国支持和创办学校，“教育本地年轻人学习英语…学习西方世界的各类知识；在学校必须阅读圣经和基督教书籍”。布恩为学校招收中国学生制定发展规划，并把提案交由宣教部外事委员会考量。

        1842年8月，布恩的夫人莎拉•阿米丽娅在中国去世后，他第一次返回美国。布恩返程时带回两个年幼的孩子-亨利•威廉和玛丽•爱莉莎。同行的，还有一位语言老师谢辛(Sin Say音译)及另一位叫黄光彩(Wong Kong Chai)的年轻人。黄是帮助布恩照顾孩子的，他在美国时引发了人们极大兴趣和好奇。尽管他留着的长辫子让大家觉得很是“怪异”，但他具有的教育背景-良好的英语水平让人感觉与他交流起来相当容易。

        在他前往南方和北方拜访当地教会和宗教团体期间，布恩强调说，他对教育中国年轻人所做的提案，与其它“异教之地”运用的方式不同。布恩指出，“在别的地方，传教士们发现那些“异教”人们完全处于愚昧无知状态，从而认为他们有责任开办学校，让成千上万的人接受教育、从中培养出一批能够读懂上帝语言和基督教书籍的人”。而在中国，本着上帝的恩赐，这些先期工作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这个国家有近十分之六的男子具有阅读能力。

        布恩拜访了纽约、新泽西、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乔治亚、阿拉巴马及路易斯安那等州的主教区，成功地激起了他们对中国佈道会和他的年纪人教育提案的深层兴趣。“美部会”通过当地社团及个人捐赠，为布恩的计划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这项来源明细的资金运作，做为年度结算报告刊登在《佈道精神报》上。之后，在布恩主教毎次返回美国期间，南方的当地教会机构、妇女团体及私人捐赠者，对他的请求都给以积极响应。这些组织和个人，是支持传教士及教育者的工作、和与他们一起工作的当地中国人的中坚力量。

        1844年10月29日，主教团(House of Bishop)在费城就布恩主教在中国的佈道奉献发布声明，勉励他和他的教友们，把他们比做“黑暗中的明灯一样闪亮”。主教团对布恩主教的中国年轻人教育计划表示支持，因为这是一个在“异教之地”传播福音的重要途径。同年12月，布恩主教与他的两个孩子、两位中国人同伴、以及几位美国传教士及教师一同返回了中国。同行的还有他的第二任夫人-菲比•卡洛琳•埃利奥特。菲比是布恩童年时期的朋友，她也是乔治亚第一位圣公会主教史帝文•埃利奥特的妹妹。

        回到中国后，布恩一家没有去厦门、而是在上海安顿下来。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美部会”认为上海的位置对中国中部具有战略意义。布恩开始着手实施他的教育计划，为了适宜中国人社群的习俗，他对原有的构思也做了一些调整。在这方面，一位于1845年加入布恩主教的传教士-爱德华•W.西尔，记述一些中国人教师曾对使父母让孩子来进行“为期十年”的学习”这一规定表示疑虑，主教仍然坚持入校学生必须遵守这一条件。然而事实上，学校的学生总是满员。

        前面提到的黄光彩，是第一位由布恩皈依的人，他在1847年4月12日的复活节当日受洗。黄后来成为教会中第一位中国人执事。在进行十三年的服务之后，1863年11月8日，他被任命为新教圣公会在中国的第一位牧师。

        在第一次返回美国十年后，1853年，布恩和他的家人又一次回到美国。随行的，还有一位来自苏州的年轻中国人佟楚卿(Tong Chu Kiung,音译)，他是教会在上海的神职侯选人。楚卿-大家平时都这么叫他，是第一批从布恩的上海圣公学校毕业的中国学生之一。

        布恩主教和佟楚卿所到之处，如以水稻种植园黑人劳工为主的萨凡纳及奥吉奇河(两者都位于乔治亚州东部）一带的教会，都收到了热情洋溢的反响。楚卿和布恩夫人(主教没去)一同访问了南卡罗来纳及乔治亚的教区，楚卿还被邀请前往圣坛讲道。布恩后来向纽约的“美部会”做了汇报。楚卿在纽约对“美部会”发表了一次演讲，给美部会成员、主教们和来自福音传播会的代表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回到中国后，佟楚卿继续在教会里工作。1856年他25岁时，在上海被委任为执事。但到了1861年，佟自己提出要辞职，布恩主教便免除了他的教会职务。佟对工作上的平淡成就感到灰心，同时这份职位也不能给他的家庭提供足够生活保障。布恩主教认为，佟的不满也与他觉得他的薪水与以前的学生伙伴相比太不相称有关-那些人都是在诸如中国海关和英国领事馆这样的地方工作的。

备注：本文译自美国历史学者露茜•M.科恩的原著：Chinese in Post Civil War South, 《“内战”后南方的中国人》。本书在1984年由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本篇译文摘自作品的第一章节，第1-5页，7-8页。

翻译者：代伟，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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