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安曾是我的初中同学，我们刚到乡下时，他曾和我住在同一个大院中。由于已经上冻，没法盖房了，要等到来年春上才行。生产队既然接受了我们，总不能让我们露天宿营。于是就找了一间很小的西厢房安排我们住下。

住所很不好，已经是厢房，就说明有半天时间见不到阳光。尤其是冬天，天黑得早，厢房更是冰冷难捱。有厢房肯定就有正房，厢房前面就是一所一明二暗的正房。那里住着一家当地称为“半边户”的张姓人家。半边户就是二口子有一个（一般是男人），吃公家饭。而这家的老张就是在煤矿上工人。家乡离开滦煤矿不远，有不少人都到煤矿上班。每个月的开支不少。农村能饱肚子，但缺的是零花钱。真正的农民要弄点儿零花钱，就要靠到集市上出售一些鸡蛋、兔子、羊之类的；抑或卖些木材之类。换点儿零用钱，看着还是挺辛苦的。种的粮食那时属于统购统销，所以种粮食赚不到钱。

老张家的大儿子叫张安。和我年龄差不多。我来乡下时还读过几天中学，张安就算是我的同学之一了。他的个头比我要大。人还是挺老实本分的。那时正值文革，中学也就是个乱哄哄的场子，什么人都有，什么人都懵懵懂懂。上面说什么，底下就干个什么。毛主席又讲什么了，底下的中学也必然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欢呼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之类。现在回想起来，是件很好笑的事情，毛主席那么远，关你中学屁事。可那时却不行。必须要上街走一下，以表决心。我们做学生的，每次也都跟着出去。这哪是什么学校！

我的印象是没过多久，张安和我都从初中毕业了。他运气好，来到迁西铁矿，那里当时是首钢的原料基地。每次从那边开过来的火车都是重载货车，拉着精选的黑色铁矿粉，来到首钢。张安就到离家还比较远的迁西上班去了。而我则在农村当知青。张安偶尔也回来一趟，但已经判若二人。以前是穿着自家做的衣服，现在穿着首钢的蓝色制服，很神气的。和我们这些以往的同学也不那么像先前那样了。由于我也算是从城市里下的，对农村的生活要有个适应过程。我想张安到了铁矿，肯定比我适应得更快。这个快是指在思想觉悟方面的。他从矿上回来再见到我，说话的口吻都变成居高临下，虽然不能说训斥，但那个味道拿捏得也是很让人感到不舒服。从此我就对他疏远了，咱惹不起还躲不起嘛。

还真别说，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村里突然有人在传，我见到张安到迁安就业了，开始嫉妒。真是令人感到匪夷所思。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张安的母亲在外面散的。蜚短流长，谁也无可奈何。只能由它去了。好赖嫉妒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就算是我嫉妒了，又能怎么样？我们村子不大，尽管传得挺邪乎，可这件事慢慢还是被人淡忘了。我这就不明白了，张安的母亲也是个老实巴交的农妇，为什么这样说我呢？后来慢慢明白了，原来她是唯恐人家不知道她家张安也成了工人了。所以那我嫉妒张安来说事。这样对张安肯定有好处的，一上一下，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我只有老老实实做我的知青，读我的英文。这个是谁也无法剥夺的权利。最终我们回到城里，张安还在迁西干着自己的工作。他具体干什么工种，从未和我们透露过。在煤矿、铁矿、采石场、水泥厂、陶瓷厂干活都是很辛苦的。张安和我年龄差不多，干很重的体力活，也未可知。我家第二年在村西盖了房，就离开了暂时栖身的西厢房。告别了村东头的是非之地。队部就设在村东头，所以有的事情传播得比较快。到村西就要相对好些。我们那时要尽可能避免伤害，尽量边缘化自己。躲开是非之地，是首要任务。

以前一直没有和老家有来往。前年胞弟回国，我们回了一趟老家。见到当年的春明（我的另一个玩儿伴），问起张安。他告诉我，张安死了。我挺奇怪，和我差不多的年龄，怎么就死掉了呢？问春明是怎么死的，春明说不清楚，大概是活太累吧。我觉得当年以他对我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在厂里也一定是图表现，求上进的人。那肯定就要言行一致了。估计工种也恐怕是自己挑选的最辛苦的。所以，有时农村的人猛然进到工厂，恐怕也未必就适应。张安同学，我们再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