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纲在其《师门五年记》的《胡适琐记》中，专门记述了“名医陆仲安”。罗尔纲写到：“陆仲安是一位著名的中医。1920年胡适患肾炎，西医医治不效。请陆仲安诊治，陆处方以黄芪四两，党参三两为主，分量特别重，把胡适的病治好，成了大名。”从罗尔纲的记叙看，这位20世纪初高举反对中医大旗的胡适先生，为何食言？

胡适是20世纪初期反对中医的重要人物之一。他青年时代曾在美国留学多年，是著名哲学家杜威的学生，他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充满激情地提倡新文化，态度强硬地认为中医的诊断方法简单，是不科学的。可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却让胡适改变了对中医的偏见。1920年11月，年仅30岁的胡适罹患肾炎。他在北京协和医院采用西医疗法治疗了很久，病情未见好转，连医生都认为他活不了太久。胡适的一位朋友劝他试试中医。胡适经过再三考虑后，勉强应允。不料，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中医治疗后，胡适的病情竟奇迹般地痊愈了。

罗尔纲是这样说的：“1920年夏秋，胡适在上海生了几次病。当时陆仲安是上海最红的医师。胡适得病，都由一位熟识的西医先诊断过了，然后打电话请陆仲安来用中药医治。陆都是赶着前来的……（胡适）请陆仲安诊治。陆仲安因为治好朋友，名声大振，走了红运，他感激胡适，比胡适感激他还大。我很佩服他对胡适的义气，否则同他这样红的医师，断没有每次一接电话就赶来的……”接着他又说：“胡适患肾炎时，既没有抗生素，更没有激素，西医对这个病束手无法，中医陆仲安居然把他治愈，是一件盛传社会的大事。”那么胡适在1921年3月30日“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说道：“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他们用药，虽也有点功效，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幸得马幼鱼先生介绍我给陆仲安先生诊看。陆先生有时曾用过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不难看出，胡适先生高举革命大旗反对中医，临到自己头上，却要求助于中医。如果不说是个莫大的讽刺，也应该说胡适的革命不彻底。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还有一位大人物，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巨擘梁启超，1929年1月29日在北平去世了，年仅57岁。梁启超的壮年早逝，引起社会各界的种种猜测，但为梁治疗的协和医院对此却一直缄口不言，直至40余年后的1970年，著名建筑学家、梁启超之子梁思成教授因病住进协和医院，才从自己的主治医生那里得知，父亲原来死于一场医疗事故。

1926年3月，梁启超因便血腰疼到协和医院诊治，经X光透视显示左肾有黑斑一处，医生诊断结果是左肾患结核，需手术切除。当时梁启超与被誉为中医“四大名医”之一的肖龙友先生关系很好，经常往来，为慎重起见，特地请肖先生复诊。肖龙友医道精深，医德高尚力起沉疴，妙手成春，经他之手治愈的病人不可胜数，因此上至高官巨贾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对其奉若神明，就连一些名气很大的西洋医院，在遇到疑难大症束手无策时，也常常找肖先生帮忙。此次肖龙友为梁启超切脉后，断然否定了协和医院的诊断结果:“肾脏绝无大病!”力劝梁启超切勿草率从事，并为梁对症下药，处方诊治。服用了肖先生的中药后，梁启超顿觉神清气爽，颇见功效，但是后来病情又出现了反复。何意至此，难道是中医不管用？

但肖友龙不这么看，他认为病情反复的主要是因梁启超一直没有停止读书治学劳神费心所致。肖龙友见状十分着急，劝告梁启超说“治病不能单纯靠药，三分看病七分养，若想彻底恢复健康，必须放下书本，安心养病，否则即使华佗再世也无能为力。”可没想到，梁启超竟把友人的话当耳旁风。戏虐地说:“战士死疆场，学者死讲堂，死得其所。何惜之有!”肖龙友听后惊得目瞪口呆，连连叹气，不禁为老友的健康暗暗担心。

没过多久，梁启超的病情果然恶化，他便赶赴协和医院准备手术。住院后，梁启超饱受病痛的折磨，常常无法忍受，对医院的治疗方案也产生了怀疑和不满，他在给梁思成夫妇的信中这样写道:“这回上协和医院一个大当。他只管医治，不顾及身体的全部，每天两杯泻油,足足灌了十天，把胃口弄倒了。也是我自己不好，因胃口不开，想吃些异味炒饭、腊味饭，乱吃了几顿，弄得肠胃一塌糊涂，以至发烧连日不止。人是瘦到不像样子，精神也很萎顿......”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协和医院匆匆为梁启超实行了手术，手术由院长刘瑞恒亲自主刀，但刘瑞恒判断失误，竟将健康的肾脏切去，而留下了病肾，这是导致梁启超壮年逝世的直接原因。对这一重大医疗事故，协和医院医治守口如瓶严格保密，后来为遮人耳目，将事故责任人刘瑞恒调离医院，改任卫生部政务次长，直到几十年后，医学教学在讲授如何从X光片中辨别左右肾时，才举出了这一病例，至此梁启超死因真相大白于天下。究竟谁对梁启超的死负责？肯定是协和医院的外科手术。竟然把没病的肾切除。那时也没什么肾移植手术，梁启超逃脱掉慈禧太后的魔爪，却成为西医的刀下鬼。倘若梁启超听了朋友肖友龙的劝告，他的病可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三分药，七分养，肾病肯定会好的。

胡适听从中医的劝告并按时服药，肾病好了；梁启超的肾病被中医治好了，却不听中医的劝告而丧命。当然这也是二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还有就是，1928年国民政府也曾有过想废除中医的想法也没成功，原因之一是汪精卫的丈母娘得病，“遍请西医，未见少效，行将不起。”有人建议请著名中医施今墨诊治，汪精卫无奈，同意试试。施今墨凭脉，每言必中，使汪精卫的岳母心服口服，频频点头称是。开方时施今墨说：“安心服药，一诊可愈，不必复诊”。病危至此，一诊可愈？众人皆疑。据此处方仅服数剂，果如施今墨所言。汪精卫这才相信中医之神验，题字送匾《美意延年》。国民政府废除中医的企图也就作罢。到了文革后期，毛主席得了白内障，经过医疗小组的综合会诊，也还是建议由眼科名医唐由之，用中医的方法治愈的。

通过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在中国，中医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毕竟西医是最近百十年才兴起的，进入中国也不过百年时间。想在中国完全取代中医，其难度可想而知。五千年来，没有西医，中国人不也活得挺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