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至1916年间，赵元任日记中多处记载考虑学成回国做什么，自己最适合做什么，时常和同学议论中国语言的问题等。他说自己也许适合研究中国语言问题（1915年3月），又想到自己一生的工作也许是在国际语言、中国语言、中国音乐和认识论方面（1915年5月）。1916年元月记载：“我大概是个生来的语言学家、数学家或音乐家。”2月的日记中再度表示，自己“索性做一个语言学家比任何其它都好”。

中国语言问题

留学期间赵元任与胡适——他的同学与终身好友，时常在一起议论中国文字改革问题。1916年，美国东部中国留学生同学会新成水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胡适担任文学部委员。胡适找赵元任商量，把“中国文字的问题”作为年会文学部论题。胡适说他负责写“如何可使吾国文方易于教学”，要赵元任写“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为此，赵元任认真准备，从中国语言的科学研究、中国语音学到改革的建议，越写越多，大大超过原来的计划，不得不分成三篇，加上胡适的一篇，用英文撰写成的“中国语言问题”为题的一组文章，刊登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赵元任在第一篇文章中首先提出中国语言存在的问题，并且列举事实来讨论。他指出一方面要科学地历史研究中国语言问题，另一方面又要进行建设性的改革。提出的问题全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有一定的国学基础，又熟悉不少中国方言，掌握在大学所学的西方语言学、语音学知识，并做一些研究。他认为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学者的大量工作对研究及改革中国语言有启发和帮助，但不能生搬硬套，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研究中国语言问题，而这是外国学者所不易做到的，因为外国学者不了解中国语言的问题，他强调研究中国语言的问题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首先，它应该是历史的；其次，又必须是经验的，即根据对实际用法的观察和统计，提供判断和评价传统观念的依据；第三，应该是有分析的。

在最后一篇文章“改革的建议”中，提出自己初步考虑要进行改革的几方面和自己的一些想法，分为10个小标题：发音的标准化、诗韵的修订和音律的发展、外国专有名词的翻译、口头词语的标准化、文言词语的改革、外部形式、字的简化、拼音化的论点、怎么使汉语拼音化和对拼音化的16条反对意见等。赵元任所提出中国语言的问题，都用生动具体的例子逐条说明。他在文章结尾申明自己撰写这几篇文章的真正目的是提出问题，引起人们对研究中国语言问题的注意。他说文章写完了，但不等于问题解决了。

这篇文章距今已经80多年了，那时他仅24岁，虽然大学主修的是数学，此时正在研究生院学习哲学，但正是由于他学贯中西，文理哲兼长融汇，并满腔热情地投入改革，他后来才能在语言方面不断作出成绩。赵元任的一生就是一个用现代方法，历史地科学地研究中国语方并不断创新的典范。

编《国音新诗韵》

在我国历史上，凡作诗、填词或作曲，在一定时期内大致有一个用韵的共同标准，这就是各种韵书，大体依据隋代“切韵”，但早已失传。到了南宋时期，平水人刘渊把某些通用的韵又加以归并，如今刘书也已失传。后来通行的“平水韵”来源程于金人王文郁编的《平水新刊韵略》。沿用最久的“平水韵”距今已超过700年，由于字读和语言的不断变化，这些韵书早已不适用。赵元任也感受深切，他在1916年中国语言改革方案中就提出修订诗韵和发展音律的必要，要给亲友的信中也一再提到。他说，当前1921年诗韵系统是基于千年前的读音，应该按照现今的音进行修订。随后自己便动手编写一本《国音新诗韵》附平水韵，192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热心国语运动

1920年9月一个晚上，赵元任到胡适家喝茶，他第一次会见了“国语研究会”的汪怡、钱玄同和黎锦熙等先生，他们一见如故，热烈地广泛深入地讲座中国语言问题，给赵元任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他钦佩这些学者们所做的研究工作。他发现有些想法竟与自己几年前的想法不谋而合。而他留给国语研究会的先生们的印象也很深刻，不到一个星期他就被选为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的成员，并很快地投入于国语运动，成为国语运动中很活跃的一员。他致力于统一国语和推行国语的事，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推广普通话。根据国语会的要求，1922年他受托录制国语唱片（在美国哥伦比亚公司录制唱片）和编写出版〈国语留声片课本〉。这套唱片当时是根据1913年“国音统一会”通过的人工国音，即所谓“老国音”录制的。这种老国音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又照顾南方官话，而带入声声调的一种语音系统。因为赵元任是唯一用这种语音发音的人，这样的国音无法推广。1925年国语会又决定改用北京语音为标准，那时赵元任改编国语留声片课本，出版〈新国语留声片课本〉，并根据1932年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新国音”的〈国音常用字典〉录制唱片，成为当时推广国语的标准语音。

赵元任在推广国语过程中，采用他一贯提倡的“听说”教学法。他在教材序言中说：“百闻不如耳闻”，就是说语言要自己亲耳听听，“耳闻不如口读”，就是说耳朵听了未必口能说，还必须要自己读出声来与耳朵所听到比较好，才能学好。30年代广播事业大大发展，赵元任充分利用广播这种新的科学技术推广国语，那时他住在南京，在电台作过一系列国语广播讲课，并带孩子们一同去参加，在对话节目孩子们表演听众，有时候唱歌，他的广播教学一向生动活泼。

赵元任编写的《新国语留声片课本》，有他发音的“新国语留声片”以及他的一系列推广活动，对推广国语标准音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国语标准音以致成为后来推广的“普通话”，对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发展和形成，对于后来的一系列语文改革是最重要的第一步，赵元任对此作了重要贡献。

在国语运动中，赵元任热衷于创制国语罗马字罗拼音方案的活动。他早在《中国语言的问题》第四篇“改革的建议”中就提出中国文字拉丁化问题及自己的方案。当时有人反对，他与之进行辩论，并阐明自己的论点。回国后，他与“数人会”的刘半农、黎锦熙、钱玄同、汪怡、林语堂等人取得共识，共同研究拟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在蔡元培的支援下，终于在1928年9月26日由当时的政权机关正式公布。赵元任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呀，他在日记中用国语罗马字写下了他的激情：G.R.yu jeou yueh 26 ryh gong buh le.Hooray !!!(国语罗马字已于9月26日公布了，好哇！！！)

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赵元任在《中国语言的问题》文章后，就讨论过文言言和白话文问题。他还指出写的白话文和说的白话（口语）不一样，他更强调口语，即活的语言。为此他进行过多种尝试。

一个尝试是用白话翻译小说。赵元任在大学读书时曾被英国作家路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和《走到镜子里》两部儿童小说所迷恋，早就想将这两部书翻译成中文。他探索用白话文，并且是用口语翻译。他于1922年在第一部书的译者序中说：“这书要不是用语文体（白话文）很难译到‘得神’，所以这个译本亦可以做一个评判语体成败的材料”。他不仅在翻译一部文学作品，而且是用译着来证明白话语体文能成功地表面优美的文学著作。原着里有些字是作者为了表面儿童的心理、思维和语言而编造出来的，是有趣的文字游戏。为此，赵元任下了很大的功夫，译得极为传神，以中文的“文字的游戏”保持了原著的风格。1932年初又译完第二部《走到镜子里》。赵元任说：“在这本书里，我把双关语译成双关语，韵脚译成韵脚，在《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里，我没有能做得那么好。”第二部书的最后清样毁于战火（193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在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二八”事件中被烧时，赵元任著作清样在其中被毁），一直等到1968年，经过整理残余的手稿和重新翻译一部分，才作为《中国话的读物》中第二卷在美国出版。

另一种尝试是将活的语言（北京口语）搬上舞台。1927年，赵元任将另一位英同作家A.A. Milne 的剧本“TheCamberley Triangle”用北京口语编制成中文，剧情做了一些更改，改名为《最后五分钟》。他亲自导演，请几位清华学生表演，并在清华学校旧礼堂公开演出。随后他又将脚本写成汉语与国语罗马字对照版本，亲自写序，并附学术论文“北京语调的研究”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本书既是话剧的国语（口语）脚本，又是推广国语罗马字的读物，书后所附研究北京语调的学术论文又是他的语言研究成果家。如此有趣的著作只有幽默风趣如他的人才写得出来。30年代初，他参加由中国现代戏剧熊佛西和余上沅组织的“北平小剧院”活动。他从推广国语，提倡白话语体文，研究语调的兴趣出发参加戏剧导演，甚至亲自登台表演。一次他的熊佛西上台合演《挂号信》，赵元任扮演教授，熊佛西演学生，为了使教授显得更加老成持重，上台前，赵元任在自己的眼镜上又加了一付黑眼镜。熊佛西上台发现赵元任戴着两付眼镜，竟笑得下不起腰，不能再演下去了。幸好那次只是彩排。当年风华正茂的赵元任与当代戏剧家挚友们，就是这样热情地投入了影响深远的国语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