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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思维铺筑信息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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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是《中国信息化》记者李锋白为其刊物的“嘉宾论道”栏目采写的文字。在科学网左上角我的照片就是他们拍摄的。2003年7月金吾伦先生写了一篇回忆性文字《“网”事回忆》，及相应的附件独家发表在博克中国上。他希望我也能写篇东西，对我们十年前的工作回顾一番。我想与其自己写，不如让别人来写这件事情。2004年年底，《中国信息化》杂志社的李锋白先生与我联系，希望能够为刊物的“嘉宾论道”栏目做点事情。想到金先生的嘱托，我就答应了。由于要两个人谈，我又找到北师大的李建会先生。这篇文字发表在2005年1月5日出版的《中国信息化》上，题目是“哲学思维铺筑信息之基”。 我觉得这件事情终于有了一个结果，是对金老师的嘱托的一个响应。也是这十年来我们工作的一个小结。
从哲学的角度理解信息化，甚至进而形成信息哲学这门学科，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信息化建设是有指导意义的。1994年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刘吉主持、金吾伦教授参与并承担主要任务的《信息高速公路的社会影响》这个课题是美国克林顿政府于1993年宣布建设国家信息基础结构（NII），俗称“信息高速公路”后不久，中国开始的第一个关于其社会影响的研究，而且也是中国第一个在信息哲学领域进行的全方位研究。它为中国的信息化建设提供了政策咨询，尤其是为中国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即以信息化带动的、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工业化的道路，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计算机带给人类思维的最大冲击莫过于将“计算”的范畴泛化到了自然界。
刘钢：信息与计算科学（ICS）和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信息技术在解释、改变和控制世界过程中，必然会设计和创造新的实在。技术倾向于激发原创性思想，形成新的概念而且还会导致不可预见的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哲学界面对信息革命的巨大挑战，做出了深刻的反思，并推出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的研究纲领，正式把“信息”这个科学的概念作为哲学的基本概念纳入研究范畴，认为这一概念和存在、知识、意义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
“信息世界”是一个新近发现的世界，对它的认识和理解还很不充分，而对于它的研究目前仅仅是刚刚起步。在这些研究当中，信息哲学的研究就是其中一部分。什么是信息哲学呢？信息哲学诞生于哲学与计算机的交汇处，如果没有计算机和网络，信息哲学就好比外科学没有手术刀。从方法论上看，计算机就为信息哲学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弗洛里迪认为，信息哲学涉及两个方面的研究，即：信息的本质研究及其基本原理，以及信息理论和计算方法论对哲学问题的详细阐述和应用。
李建会：从弗洛里迪的定义可以看出，“信息”与“计算”是紧密相关的，从哲学的角度去看待信息化问题，可以首先从计算的角度来认识。当代科学的若干技术突破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的，这个主题就是“信息的计算”。
“计算”是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数学概念。抽象地说，计算就是映射或基于规则的符号串的变换过程。从一个已知的符号串开始，按照一定的规则，一步一步地改变符号串，经过有限步骤，最后得到一个满足预先规定的符号串，这种变换过程就是计算。
长期以来，计算的概念一直与人类的认识活动相联系，计算机带给人类思维的最大冲击莫过于将这些范畴泛化到了自然界。平常我们说到计算的时候，总是暗含有一个计算的主体，即人在计算。其实，计算并不一定必须由人来完成，它完全可以通过机器或物理系统来完成。当我们从计算的眼光来看世界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我们周围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计算系统，而生命和大脑就是两个最有特色的例子。实际上，不仅生命和大脑是计算系统，整个世界事实上就是一个巨大的计算机。
自19世纪中期开始，一些学者就开始为这样的问题所困扰：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我们这个宇宙注定要走向死寂，走向无序；可事实上，我们的太阳系、我们的地球以及地球上的生命和智能都是高度有序的存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告诉我们生命是可以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可物理世界，甚至整个宇宙为什么会走向有序呢？20世纪中叶，普里高晋的耗散结构理论得出结论，非线性的、远离平衡的、开放的系统可以从无序走向有序，可这还是解释不了为什么宇宙总体上会走向复杂和有序。确实，我们很难想象，在一次巨大的爆炸之后，宇宙为什么没有走向混乱，相反却向有序方向演化。因为，在最初阶段，所有的东西似乎是完全混乱的，可后来，各种复杂的结构就开始形成：粒子、分子、气体云、星系、恒星、行星、海洋、自催化的新陈代谢、生命、智能、社会等等。然而，如果我们从计算的角度来理解，这一切又是明显的。宇宙是一架特定配置的细胞自动机，用美国科学家兰顿的话说，就是一架处于混沌边缘的细胞自动机。这样的机器可以产生任意复杂的结构。因此，我们今天的宇宙，不论是星系还是恒星，也不论是生命还是智能，都高度有序，都有复杂的结构。这种世界观就是计算主义世界观。
在以信息化手段促进社会发展的时候，人们不可能规定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来规范和约束信息化进程的方式，更无法规范和约束信息化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这也就必然存在由无序到有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信息化的哲学根据是信息哲学，而信息哲学的理论基础将会是计算主义。
信息领域里的科学革命是由工具所驱动。
刘钢：在反思上个世纪的科学技术时，需要提到“科学革命”这个概念。科学革命的提法自然会使人联想到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库恩的影响还波及到历史和哲学以外，在社会学、心理学、美学、文学、语言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当代著作中，也出现了诸如“范式”、“不可通约性”、“学术共同体”、“常态”、“危机”等术语。但是，库恩所谓的“科学革命”却是误导的，正如戴森在《想象的未来》中写道：“库恩这本书写得实在太精彩了，因此很快就成为经典之作。然而，它却误导了一代学生以及科学史学者，让他们误以为，所有科学革命都是由观念所引发的。” 而按照戴森的看法，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科学革命：一种系由观念所驱动（concept-driven），如库恩所研究的“哥白尼——伽利略——牛顿”革命；另一种则是由工具驱动的（tool-driven），但是库恩及其后继者几乎都没有对其给予充分的注意。观念驱动的科学革命一向富有吸引力，容易对公众的认知造成冲击，然而它们比较罕见。戴森进一步指出：“观念驱动的革命的功效，在于用新的方法解释旧的事物；反观工具驱动的革命，其功效在于发现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新事物。”
李建会：就刚刚过去的20世纪而言，发生在物理学领域的由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所代表的科学革命，基本上是由观念变革所驱动的；而以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为标志的分子生物学的诞生，和由此而来的一场涉及整个生命科学的革命，则主要是由工具所驱动的。戴森还预言，继分子生物学之后，下一波由工具所驱动的科学革命将发生在信息科学领域，而以电脑存储、模拟、处理、网络等技术与相关的工具为代表。戴森关于科学革命的演讲，实际上是他于1997年春天在纽约市立图书馆面向公众所作的系列演讲中的第一篇，全部演讲稿后来以《太阳、基因组与互联网》为名结集出版，其副标题则是《科学革命的工具》。关于另一种科学革命的观点在这一演讲集中有了更系统的阐述。
刘钢：按照戴森的说法，互联网引发的社会变革属于工具驱动的（tool-driven），其特点便是新的工具发现了需要解释的新事物。由于技术进步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它所引起的变革既有创造性但同时也伴随着混乱和自由。实际上，“科学发源于两种古老传统的融合，开始于古希腊的哲学思索的传统与甚至开始得更早、而在中世纪欧洲繁荣起来的工艺技术的传统。哲学给科学提供概念，而工艺技术则提供工具。”从“哲学思索”与“工艺技术”这两种不同的传统出发，戴森界定了两种科学革命：“有些科学革命产生于用于观察自然的新工具的发明，而另一些科学革命则产生于用来理解自然的新概念的发展。” 不同的驱动方式的革命也是有所不同的，一种是拿破仑式的，表现为刚性、有组织、有纪律；而另一种则是托尔斯泰式的，有创造性、但却是混乱和自由的。由工具所驱动的科学革命将发生在信息科学领域，而以信息和计算机科学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等相关的工具为代表。
简单的局部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可以产生异常复杂的整体行为。
刘钢：哲学在引导着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对于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义也会表现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信息哲学是一种“引导性哲学”（orientative philosophy），而非“认知性哲学”（cognitive philosophy）。“认知性哲学”更关注“什么”，主要将哲学作为一种追求建立知识体系的活动。而“引导性哲学”却是对“如何”的探讨，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将人们的兴趣引导到一个特殊的领域或方向上，而且更加关注如何利用信息改变这个世界。因而，无论是在哲学的深度和广度上，“引导性哲学”都要高于“认知性哲学”。因此，在新的世纪中要特别关注“引导性哲学”。
引导性哲学强调对“如何”问题的探讨，这在中国的信息化实践中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它要求在思维方法上，不要局限于“什么”和“ 为什么”的问题，而要关注“如何”的问题。
以信息哲学为基本框架的哲学转换是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换的映现。从哲学史的角度看信息哲学，则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大传统的转换。西方哲学有三大传统：柏拉图传统、康德传统和莱布尼茨—罗素传统。信息哲学属于莱布尼茨—罗素传统，信息哲学的兴起标志着从康德传统向莱布尼茨—罗素传统的转换。莱布尼兹曾提出可能世界的理论，从东方文化的角度来理解，我认为，可以把可能世界理解为信息中的世界，即世界在信息中（worlds in information），这就是一种模态信息论（modal theory of information），或模态信息主义（modal informationalism）的解释。
莱布尼茨的可能世界的理论可以说是在易学思维方式影响下构建起来的，其显著特征之一便是理论构造的模型化。作为构造理论的两种方式，公理化和模型化的源头分别是古希腊和古中国，而且正是它们决定了东西科技传统之下不同的理论结构特征。科技的未来发展有可能从公理化转向模型化，至少也要走向模型化与公理化互补的道路。现代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沿着西方科学传统演进的，然而未来走向并不一定总是沿着既定的方向发展。因而，在科学哲学的视角下审视东西不同的科学理论特征，其意义不仅能为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一个突破口，另外还有助于我们把握科技的未来发展方向。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历史转折时代的传统回归，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某些思维方式可能会成为构建未来东方科技哲学的理论出发点。
李建会：从哲学的角度来探讨信息化的问题，还可以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随着中国信息化建设的纵深发展，信息系统越来越复杂。在分析和处理一个复杂的系统的时候，存在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分析策略。一般人们比较重视第一种策略而忽略第二种策略。实际上，第二种策略从理论上说也有很多自己的优点。自下而上策略的一个中心观点认为，简单的局部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可以产生异常复杂的整体行为。
通过自下而上的规定，系统清楚地计算局部的、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在局部规则中隐含的全局行为自发地突现出来。很显然，应用简单的、局部的规则产生复杂行为，相对于应用复杂的整体规则产生复杂的行为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复杂的整体行为通常都是由发生局部的非线性相互作用造成的，如果通过自上而下的规定，局部行为必须隐含在整体的规则之中，整体规则就必须“预言”许多局部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对整体的影响，这通常是非常难处理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复杂系统的这种自下而上的思维策略又被称为非中心化思维或基于个体的思维。这种思维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随着中国信息化建设的纵深发展，信息技术越来越复杂，信息系统越来越庞大，面对这样复杂的系统，我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应更多地采取自下而上的策略，通过制定简单的规则，来产生复杂多变的效果，让信息世界和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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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思维铺筑信息之基
《中国信息化》记者 李锋白
《中国信息化》记者 李锋白
从哲学的角度理解信息化，甚至进而形成信息哲学这门学科，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信息化建设是有指导意义的。1994年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刘吉主持、金吾伦教授参与并承担主要任务的《信息高速公路的社会影响》这个课题是美国克林顿政府于1993年宣布建设国家信息基础结构（NII），俗称“信息高速公路”后不久，中国开始的第一个关于其社会影响的研究，而且也是中国第一个在信息哲学领域进行的全方位研究。它为中国的信息化建设提供了政策咨询，尤其是为中国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即以信息化带动的、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工业化的道路，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计算主义是信息化的哲学基础
计算机带给人类思维的最大冲击莫过于将“计算”的范畴泛化到了自然界。
刘钢：信息与计算科学（ICS）和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信息技术在解释、改变和控制世界过程中，必然会设计和创造新的实在。技术倾向于激发原创性思想，形成新的概念而且还会导致不可预见的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哲学界面对信息革命的巨大挑战，做出了深刻的反思，并推出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的研究纲领，正式把“信息”这个科学的概念作为哲学的基本概念纳入研究范畴，认为这一概念和存在、知识、意义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
“信息世界”是一个新近发现的世界，对它的认识和理解还很不充分，而对于它的研究目前仅仅是刚刚起步。在这些研究当中，信息哲学的研究就是其中一部分。什么是信息哲学呢？信息哲学诞生于哲学与计算机的交汇处，如果没有计算机和网络，信息哲学就好比外科学没有手术刀。从方法论上看，计算机就为信息哲学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弗洛里迪认为，信息哲学涉及两个方面的研究，即：信息的本质研究及其基本原理，以及信息理论和计算方法论对哲学问题的详细阐述和应用。
李建会：从弗洛里迪的定义可以看出，“信息”与“计算”是紧密相关的，从哲学的角度去看待信息化问题，可以首先从计算的角度来认识。当代科学的若干技术突破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的，这个主题就是“信息的计算”。
“计算”是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数学概念。抽象地说，计算就是映射或基于规则的符号串的变换过程。从一个已知的符号串开始，按照一定的规则，一步一步地改变符号串，经过有限步骤，最后得到一个满足预先规定的符号串，这种变换过程就是计算。
长期以来，计算的概念一直与人类的认识活动相联系，计算机带给人类思维的最大冲击莫过于将这些范畴泛化到了自然界。平常我们说到计算的时候，总是暗含有一个计算的主体，即人在计算。其实，计算并不一定必须由人来完成，它完全可以通过机器或物理系统来完成。当我们从计算的眼光来看世界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我们周围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计算系统，而生命和大脑就是两个最有特色的例子。实际上，不仅生命和大脑是计算系统，整个世界事实上就是一个巨大的计算机。
自19世纪中期开始，一些学者就开始为这样的问题所困扰：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我们这个宇宙注定要走向死寂，走向无序；可事实上，我们的太阳系、我们的地球以及地球上的生命和智能都是高度有序的存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告诉我们生命是可以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可物理世界，甚至整个宇宙为什么会走向有序呢？20世纪中叶，普里高晋的耗散结构理论得出结论，非线性的、远离平衡的、开放的系统可以从无序走向有序，可这还是解释不了为什么宇宙总体上会走向复杂和有序。确实，我们很难想象，在一次巨大的爆炸之后，宇宙为什么没有走向混乱，相反却向有序方向演化。因为，在最初阶段，所有的东西似乎是完全混乱的，可后来，各种复杂的结构就开始形成：粒子、分子、气体云、星系、恒星、行星、海洋、自催化的新陈代谢、生命、智能、社会等等。然而，如果我们从计算的角度来理解，这一切又是明显的。宇宙是一架特定配置的细胞自动机，用美国科学家兰顿的话说，就是一架处于混沌边缘的细胞自动机。这样的机器可以产生任意复杂的结构。因此，我们今天的宇宙，不论是星系还是恒星，也不论是生命还是智能，都高度有序，都有复杂的结构。这种世界观就是计算主义世界观。
在以信息化手段促进社会发展的时候，人们不可能规定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来规范和约束信息化进程的方式，更无法规范和约束信息化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这也就必然存在由无序到有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信息化的哲学根据是信息哲学，而信息哲学的理论基础将会是计算主义。
“观念驱动”与“工具驱动”的科学革命
信息领域里的科学革命是由工具所驱动。
刘钢：在反思上个世纪的科学技术时，需要提到“科学革命”这个概念。科学革命的提法自然会使人联想到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库恩的影响还波及到历史和哲学以外，在社会学、心理学、美学、文学、语言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当代著作中，也出现了诸如“范式”、“不可通约性”、“学术共同体”、“常态”、“危机”等术语。但是，库恩所谓的“科学革命”却是误导的，正如戴森在《想象的未来》中写道：“库恩这本书写得实在太精彩了，因此很快就成为经典之作。然而，它却误导了一代学生以及科学史学者，让他们误以为，所有科学革命都是由观念所引发的。” 而按照戴森的看法，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科学革命：一种系由观念所驱动（concept-driven），如库恩所研究的“哥白尼——伽利略——牛顿”革命；另一种则是由工具驱动的（tool-driven），但是库恩及其后继者几乎都没有对其给予充分的注意。观念驱动的科学革命一向富有吸引力，容易对公众的认知造成冲击，然而它们比较罕见。戴森进一步指出：“观念驱动的革命的功效，在于用新的方法解释旧的事物；反观工具驱动的革命，其功效在于发现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新事物。”
李建会：就刚刚过去的20世纪而言，发生在物理学领域的由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所代表的科学革命，基本上是由观念变革所驱动的；而以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为标志的分子生物学的诞生，和由此而来的一场涉及整个生命科学的革命，则主要是由工具所驱动的。戴森还预言，继分子生物学之后，下一波由工具所驱动的科学革命将发生在信息科学领域，而以电脑存储、模拟、处理、网络等技术与相关的工具为代表。戴森关于科学革命的演讲，实际上是他于1997年春天在纽约市立图书馆面向公众所作的系列演讲中的第一篇，全部演讲稿后来以《太阳、基因组与互联网》为名结集出版，其副标题则是《科学革命的工具》。关于另一种科学革命的观点在这一演讲集中有了更系统的阐述。
刘钢：按照戴森的说法，互联网引发的社会变革属于工具驱动的（tool-driven），其特点便是新的工具发现了需要解释的新事物。由于技术进步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它所引起的变革既有创造性但同时也伴随着混乱和自由。实际上，“科学发源于两种古老传统的融合，开始于古希腊的哲学思索的传统与甚至开始得更早、而在中世纪欧洲繁荣起来的工艺技术的传统。哲学给科学提供概念，而工艺技术则提供工具。”从“哲学思索”与“工艺技术”这两种不同的传统出发，戴森界定了两种科学革命：“有些科学革命产生于用于观察自然的新工具的发明，而另一些科学革命则产生于用来理解自然的新概念的发展。” 不同的驱动方式的革命也是有所不同的，一种是拿破仑式的，表现为刚性、有组织、有纪律；而另一种则是托尔斯泰式的，有创造性、但却是混乱和自由的。由工具所驱动的科学革命将发生在信息科学领域，而以信息和计算机科学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等相关的工具为代表。
自下而上的思维方式
简单的局部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可以产生异常复杂的整体行为。
刘钢：哲学在引导着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对于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义也会表现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信息哲学是一种“引导性哲学”（orientative philosophy），而非“认知性哲学”（cognitive philosophy）。“认知性哲学”更关注“什么”，主要将哲学作为一种追求建立知识体系的活动。而“引导性哲学”却是对“如何”的探讨，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将人们的兴趣引导到一个特殊的领域或方向上，而且更加关注如何利用信息改变这个世界。因而，无论是在哲学的深度和广度上，“引导性哲学”都要高于“认知性哲学”。因此，在新的世纪中要特别关注“引导性哲学”。
引导性哲学强调对“如何”问题的探讨，这在中国的信息化实践中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它要求在思维方法上，不要局限于“什么”和“ 为什么”的问题，而要关注“如何”的问题。
以信息哲学为基本框架的哲学转换是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换的映现。从哲学史的角度看信息哲学，则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大传统的转换。西方哲学有三大传统：柏拉图传统、康德传统和莱布尼茨—罗素传统。信息哲学属于莱布尼茨—罗素传统，信息哲学的兴起标志着从康德传统向莱布尼茨—罗素传统的转换。莱布尼兹曾提出可能世界的理论，从东方文化的角度来理解，我认为，可以把可能世界理解为信息中的世界，即世界在信息中（worlds in information），这就是一种模态信息论（modal theory of information），或模态信息主义（modal informationalism）的解释。
莱布尼茨的可能世界的理论可以说是在易学思维方式影响下构建起来的，其显著特征之一便是理论构造的模型化。作为构造理论的两种方式，公理化和模型化的源头分别是古希腊和古中国，而且正是它们决定了东西科技传统之下不同的理论结构特征。科技的未来发展有可能从公理化转向模型化，至少也要走向模型化与公理化互补的道路。现代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沿着西方科学传统演进的，然而未来走向并不一定总是沿着既定的方向发展。因而，在科学哲学的视角下审视东西不同的科学理论特征，其意义不仅能为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一个突破口，另外还有助于我们把握科技的未来发展方向。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历史转折时代的传统回归，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某些思维方式可能会成为构建未来东方科技哲学的理论出发点。
李建会：从哲学的角度来探讨信息化的问题，还可以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随着中国信息化建设的纵深发展，信息系统越来越复杂。在分析和处理一个复杂的系统的时候，存在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分析策略。一般人们比较重视第一种策略而忽略第二种策略。实际上，第二种策略从理论上说也有很多自己的优点。自下而上策略的一个中心观点认为，简单的局部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可以产生异常复杂的整体行为。
通过自下而上的规定，系统清楚地计算局部的、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在局部规则中隐含的全局行为自发地突现出来。很显然，应用简单的、局部的规则产生复杂行为，相对于应用复杂的整体规则产生复杂的行为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复杂的整体行为通常都是由发生局部的非线性相互作用造成的，如果通过自上而下的规定，局部行为必须隐含在整体的规则之中，整体规则就必须“预言”许多局部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对整体的影响，这通常是非常难处理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复杂系统的这种自下而上的思维策略又被称为非中心化思维或基于个体的思维。这种思维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随着中国信息化建设的纵深发展，信息技术越来越复杂，信息系统越来越庞大，面对这样复杂的系统，我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应更多地采取自下而上的策略，通过制定简单的规则，来产生复杂多变的效果，让信息世界和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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