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stic Horse: An Elegant Being分享 http://blog.sciencenet.cn/u/gl6866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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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我的恩师金吾伦先生 精选

已有 4422 次阅读 2019-1-20 14:34 |个人分类:人物记事|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按:今天是我的恩师金吾伦先生去世一周年的日子。我写了这篇长篇的怀念文字表达我对金先生的感恩和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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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之间金吾伦先生已经辞世一年了。这一年中,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写好一篇怀念他的文章。今年元旦,像往年一样,我还是去他家探望师母李老师。见到师母基本从失去先生的阴影中逐渐走出来,我感到很欣慰。这时,金老师的宠物,一只美国黑短公猫出现,顿时让我回想起金吾伦先生一面抚摸着猫咪,一面和我亲切谈话的鲜活身影。于是我决定这篇怀念文章不再改了。

 

一、我与金吾伦先生的初相识

 

我最初知道金吾伦先生并非面对面的,而是我为他翻译的那本贝弗里奇的《发现的种子》写了篇书评。那本书是科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书评刊登在当时的《湖北青年》上。从那时起,我便对金先生就有了初步的印象。所以说,我认识金先生理应从30年前开始。

 

我当时在中国科学院武汉数学物理研究所工作,是《数学物理学报》英文版的编辑。由于我多年自学英语,1978年,我到武汉大学英语系考到了一纸所谓的“同等学力”的证明。也就是武汉大学教务处说明了我通过了英语系为我特别准备的两次考试的“证明”。1978年,是刚刚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那同等学力,也只能说是工农兵大学生的“同等学力”而已。尽管我的“事迹”曾被《湖北日报》和《武汉青年报》大篇幅做过报道。

 

1989年5月,在当时的华中师范学院(现在叫华中师范大学)专门召开过一次全国科学哲学会议,我也参加了。这是因为我与武汉科学哲学届的朋友有很好的关系,如任定成和李光等人。后来工农兵大学生在大学和科研单位基本很难在教学和科研岗位继续待下去。要么转行从事行政工作,要么下海经商,要么继续深造读博士去了。在1989年科学哲学的会议上,我结识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史所的董光璧先生。他嘱咐我要关心计算机的发展。他说现在的个人计算机也不贵,可以承受。认为我如果有可能,不妨购置一台。没过多久我便让朋友为我“攒”了一台286的个人计算机。

 

所以我接触计算机还是比较早的。80年代中期,我开办过公司,在家里装了电话。家中有电话,自然能与在美国的胞弟直接联系了。他知道我买了计算机,就希望我们联网。那时的互联网还没商业化,依然在NSF手中,但大学和科研机构都可以随便用。于是我和他在约定的时间就连上了网。我记得清清楚楚,用的是PC Tools软件。计算机屏幕横向分成两半时,简直让我惊呆了。直到对方敲击键盘和我打招呼,我这才醒悟过来。后半生就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我暗暗下定决心!可是机会呢?没有机会光有激情那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已。

 

任定成先生是我当年我在华中师范学院的好朋友。以前我们常来常往。但是到了90年代初叶,却未见他的动静。1994年的一天,他突然来到我家。这让我太惊诧了。好奇地问他,你去什么地方了?他告诉到北大读博士去了。我说你在华师都是特批的副教授了,还要那个博士有意思吗?他给我讲,以后像他这样的人,要想继续在高校很难的。他是工农兵大学生,但好赖还有个毕业证书,我虽然也是工农兵大学生的水平,但却只有武汉大学给我开具的一纸同等学力的证明!他连这个毕业证都没信心了,我凭什么还抱着那张纸不放呢?

 

二、机缘巧合下,成为金吾伦先生的开山弟子

 

任定成先生本人是学化学的,当年他的一项成果还得到我国化学家徐光宪的赏识。他说社科院哲学所有位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化学哲学的老师,要在1995年招博士,但他有两个要求。一、要会外语;二、懂计算机。这位化学哲学的导师就是金吾伦先生。由于金先生要到1995年才能招生,他才到北大读博的。否则他会到社科院跟随金先生读的。

 

通过任先生的引荐,我终于在北京金先生家里见了面。这不能不说是机缘巧合,命中注定。我是1994年见到金老师的,那时他住在劲松。1994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俗话说,“人过三十不学艺,人过四十天过午”,可那时我已经40岁。按理说是开始走下坡路的年纪了。但我还是选择1995年来北京跟随金先生读博士。1993年美国克林顿当局出台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简称NII,在中国俗称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计划。社科院非常敏锐地察觉到,这是对未来社会有巨大影响的一个事件。于是社科院便开始立项,专门对其社会影响进行研究。

 

金老师正在担纲社科院的课题《信息基础设施对社会的影响》的课题。这在我国是第一个国家级关于这个领域的STS重大研究项目。他1995年开始招博士,于是我就考了他的博士生,成为他的开山弟子。1994年我曾两次来北京,一次是到金老师家正式拜师并加入课题组,二是到社科院研究生院探班,准备1995年的博士生考试。

 

回过头来看,当年我的选择绝对正确。此前我一直被自己的学历所困扰,正好有来北京读博士的机会,我要主动抓住这个机会!而金老师此时恰恰给了我这个机会。最终我获得博士学位并留在哲学所工作。可以说没有金老师给我的这次机会以及为我留在哲学所工作所付出的努力,今天我会是什么样子,连我自己都无法想象。正是金老师对我的呵护和照料,不仅让我获取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系的博士学位,而且还有了比较稳定的后半生的生活。所有这一切,可以说是无法用言语形容和表达的。

 

在我的印象中,金老师是位闲不住的人。我跟他念博士,除了研究生院的课程外,就是陪他到全国各地搞调研,写文章和报告。1994年“信息基础设施”(俗称“信息高速公路”,现在我们叫它“互联网”)还是个非常超前的课题。我曾记得一位同学问我学什么专业,我说是关于“信息高速公路”的。他还“哦”了一声,原来是汽车跑的高速公路啊!可以想见,那时人们对这个课题及其社会影响的认识是在什么水平上了。

 

金先生除了带我到北京各个单位调研外,还带我专门登门拜访一些老专家,如罗沛霖院士等人。另外还带我参加各种比较专业的学术会议。那时似乎有一股热潮,对“信息高速公路”究竟会为我们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大家都有各种期盼。这个课题结束后,他还专门写过一篇研究该课题所遇到的种种古辣酸甜的文章,“‘网’事回忆”。

 

三、做课题,指引我前方的路

 

美国的尼葛洛庞帝于1996年出版了一部《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的“未来学”的书。这本书1997年便被译介到中国,由海南出版社出版。去年刚好是译介过来20周年的日子,电子工业出版社又出版了纪念版。对《数字化生存》做了新的解读。尼葛洛庞帝说数字化生存,人类生存于一个虚拟的、数字化的生存活动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应用信息技术从事信息的传播、交流、学习、工作等活动。而数字化生存的基础就是“信息高速公路”。实际上,经过20年的发展回过头来看。20多年前金老师担纲的项目之超前性了。

 

《信息基础设施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这个项目最终形成两个成果,一个是为中央办公厅提供的政策报告,为我国发展信息高速公路事业提供了理论支撑;一个是《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的著作,该书被社会科学文献收入《二十一世纪丛书》,并于1998年10月出版。后来该书又收入刘吉先生主编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丛书》,武汉人民出版社以《塑造未来——信息高速公路通向新社会》为名将其再次刊印。

 

尽管我是金先生的开山弟子,但他对我的要求却是极高的,容不得半点马虎。在和金先生读书的日子里,我的英文派上了用场。首先就是为课题查阅各种最前沿的国际资料。当然还有计算机的应用,因为课题过于超前,国内的资料相对缺乏。只有在网络上寻觅。我这才领悟到他招博士的两个条件的意义了。

 

另外,我们曾合作翻译了我国第一部关于虚拟实在的书,《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从现在的VR热来看,我们20年前的工作又是多么的超前。另外,我还翻译了一部关于信息伦理方面的书,《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这也是当年这个领域的第一部著作。由我翻译,金先生校对。所有这些成果均是该课题的“副产品”。我记得金先生还用英文发表过一篇论文,我在英文方面也帮他做了些工作。

 

我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时,曾做过将近20年的英文版《数学物理学报》编辑。那么在金先生的课题结项专著中,我便选了“电子出版”一章。因为从我的理解,未来电子出版肯定会占出版的主导地位。我在那一章的写作上,还是下了大功夫的。我希望通过这个专题研究,为我的博士论文垫个底,说白了就是弄个提纲。那一章的字数差不多有1.5万字。金先生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认为我不愧是当过编辑的人。按理说,他应该让我沿着电子出版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可在我博士毕业还不到半年的时候,他却明确地告诉我,不允许从他那个课题中选择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当时听了他的这句话,我简直就懵了!当时我还美滋滋地做着梦,按照电子出版的路数走下去呢!毕业了,我再回到中国科学院,自然会成为这个方面的专家的。

 

四、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另起炉灶

 

金先生是位哲学家,他也要把我培养成哲学家,而非出版人!所以他没有理由让我沉溺于“电子出版”的美梦中。后来想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作为一位哲学家,他必须关心现实世界所发生的种种前沿现象。我对金先生的这一理念深有体会,这是哲学家的社会责任。可是完全从纯哲学方面讲,他并不希望他的弟子一开始就关注现实。现实问题纷繁复杂,不是一篇博士论文所能涵盖的。他要求我一定要打牢哲学的基础,这样才不愧为他所培养出的学生。

 

我只有另起炉灶了。他说做什么都行,只要不出科技哲学这个圈。我想在我随从他做课题的三年左右的时间里,认为我不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毛头小伙,对我“画地为牢”反而影响我的发挥。这才是他对我培养的真实理念!

 

怎么办?时间紧,离答辩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任务重,必须写出合格的哲学博士的论文;工作忙,就在这不到半年的时间,我还要协助金先生做些课题方面的工作,有时甚至要出差。看来我的博士论文只有小题大做,这样才能有可能成功。幸亏我在数学界工作过20来年,自学过数理逻辑和基本的数学知识。

 

而且我还曾与任定成先生合作,翻译出版了《科学推理的逻辑》一书。并与任定成和李光两位教授合作,出版了《交叉科学导论》一书。同时在我工作期间,还参与过中科院科学史所李约瑟著作的翻译工作。但对我而言,这都不是主要的,是显现出来的工作。表明我的外语水平和基本写作能力尚可。但作为隐性的学术功力却未体现出来。

 

实际上,最重要的是我曾写过一篇不是硕士论文,但胜似硕士论文的文章,“佛郎机火铳初传中国的时间考”。那完全是科学史中的一个小小的考据性文章。是我在翻译李约瑟著作中的一个脚注中发现的问题。时任《自然科学史研究》主编,也发过一篇类似的文章。但他得出的结论和李约瑟所言并不一致。我发现了这一点,认为这里面有文章可作。那么我便开始进行仔细的研究。就在写那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学会了什么是有意义的学术论文。那篇文章可以说是和李约瑟与《自然科学史研究》主编的商榷文章,所以必须做到严谨。尤其是对文献的利用,我所读过的方志文献,是这二位先生所未读过的。我把该文投到《自然科学史研究》,但却石沉大海。我做过多年的编辑,知道其中的“潜规则”。再到后来我跟金吾伦先生读书时还见到过该主编。他还对我说,你的那篇文章是要安排发表的。我来北京是告别科学史研究的,那又何必在不属于我的领域发文章呢?我谢绝了他发表那篇文章的好意。根据我过去的经历,我似乎感觉到我有能力做出比较好的博士论文。

 

五、“小题大做”成为博士论文的关键

 

还是回到现实,面对自己的博士论文吧,我该怎么办?金老师并非完全大撒把,而是从方法上告诫我,不要选大题目。一定要小题大做,从小处着手,从大处着眼。这样才能出好的成果。并提醒我,题目大了,漏洞必然也就多。别人随便杵几下,就是些大窟窿,最后自己立论不成甚至前后矛盾。可小题目呢?那就大不一样了,由于题目小,考虑得就要周全许多,而且也不容易出纰漏。但具体落实到我的博士论文上,究竟什么是那个我能做的“小题”呢?这可一定要看准、找准,而且能够认为自己有能力做好。那才是符合博士论文要求的“小题目”。

 

想了许久,我认为跟随金先生数年,不就是从“信息高速公路”开始的吗?“高速公路”或“基础设施”大家都懂。但有谁能懂“信息”呢?这个概念本身就非常含混,据我初步统计,仅信息的定义就有不下百种。我国1978年版的《辞海》中,竟然还没出现这个词!可见这个概念是多么新,我们根本就未能正本清源。而信息论的创始人香农也未对“信息”下过定义。香农本人是位数学家和电气工程师,他没必要管信息的哲学意义。尤其是当他听到冯·诺依曼对他说,可以不去管意义。这让香农高兴得跳了起来。数学家还去管意义?那不是他的事情。他在自己工作的领域提出了著名“信息熵”或“香农熵”。他的工作就大功告成,并开创出一个崭新的信息时代。

 

那信息的意义该谁来澄清呢?这时便轮到哲学家出场了。哲学本身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澄清概念,尤其是科技哲学,概念澄清了,就成为科学技术的问题了。那我为什么不从哲学的角度入手,对“信息”这个概念做个探究呢?这可是个“小题”,如果有所斩获,这对理解“信息”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了。为一个语词下定义相对简单,种加属差是最基本的方式。但那是编词典的方法,而非哲学的探究。信息的哲学探讨在国际上早就存在。而我国对其研究则比较晚。我们对于信息的哲学研究并非从香农的信息论开始,而是始于维纳的控制论。所以这个研究进路便不同。因此我不能按照我国传统的老路走下去,要另辟蹊径。

 

这时我又发挥出我的语言功底,由于之前长期搞翻译工作。我手头有好几十本各语种的词典。那查词典对我而言还不是问题。所以我的博士论文就是以英文Information一词展开。条分缕析,把关键的部分集中在Information的分析上,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掰开揉碎,反复比较。就围绕这个词差不多就把论文的主要部分搭起架子。从小处着手,终于完成了10多万字的博士论文,《信息化的哲学基础》。这是篇哲学领域的基础性文章,答辩时全票通过。金吾伦先生为我指出的这种方法上的优势,从此我也对其他人这样要求。千万别做大题目。

 

六、留所工作,金吾伦先生为我竭尽全力

 

我的论文答辩顺利通过。但我的工作又是另外的问题了。毕业了,我就跟金先生商议,我要离开您回中国科学院工作去了。可另外感到意外的是,他却说,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也不错呀。当时我猛然一惊,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当时我想得很简单。花了三年时间,得到了正规的学术训练,又有了博士学位。都是我所期盼的。可是金先生却不让我走,这着实令我我感到意外。当时我没有立即答应他,而是说回去和家里商量一下。毕竟我毕业时也有44岁的样子了。要把以前的坛坛罐罐打碎重来,还是要慎重。我在参加过工资改革,购买了分到的房子。如果我那时离开武汉,所有这些统统都要失去。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个两难的选择。

 

我们家基本是夫人说了算。回家跟夫人商议,她也经过反复的考虑,认为各有利弊。夫人从小在北京长大,到了文革下乡才到了湖北工作的。我们在湖北相识并结婚生子,也是费了相当大的周折。后来她还是觉得她的发小基本都在北京,于是就决定同意金老师的建议,把在武汉的家连根拔掉,进京度过我们的后半生。可是这只不过是我们这边,包括金先生的一厢情愿而已。果真能留下吗?这谁都没底,包括金先生似乎也是一样。

 

我记得当年留所指标只有一个。同年毕业的另一同学也希望留所工作。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他的优势都比我强。首先就是年龄,那时他才20多岁,而我都40好几了,我经常跟同学开玩笑说,我们是恰同学中年。所以在年龄上我无任何优势。其次是学历上,他的学历从大学本科一直到博士,都是完整的。尤其是他在北京大学拿到的硕士学位,我根本就无法跟他比。第三是专业,他是学马哲的,我是学科哲的,这也完全不同啊。马中西,是“红花”,我们是“绿叶”,在我国哲学界谁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专业上也无法比。这该如何是好呢?

 

我想,这回金吾伦先生这回或许也有点儿发憷了。可是他并未知难而退,而是用尽他所能调动的一切能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为我留所工作操碎了心,费足了劲。上天不负有心人,最后由我的学长出面劝说我那位同学,中南海也要人,干脆你去那边吧,反正都是搞研究。这场关于我留所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曾记得事情办妥后,师母告诉我,你师父为你留所可是费了大劲了。师母的这句话表面上轻飘飘的,可我作为一个中年人,自然听出了金先生为我留所是费了多大的周折。毕竟1998年的就业形势已经开始有些严峻了。我也简单地回答师母说,我知道!其实我这三个字的意蕴包含着以后要为金先生“赴汤蹈火”。同时也终于明白了当年他为何不让我从他的课题中选题的重要意义。换句话说,如果我没有做哲学,估计金先生再怎么费力我恐怕也无法留所工作。

 

七、要面向国际学术界

 

毕业留所工作后,我就一直跟随金先生干各种课题。由于金先生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在科技部等单位常常能接到各种课题,我也协助他的工作。当时我住在通县华兴园的集体宿舍,交通和通信都不方便,金先生给我配备了一台寻呼机。有事情就呼叫我。然后我就从通县前往北京,一去就是一整天。可是就在那种情况下,金先生还是要求我继续跟踪国际动态,进行研究。而且告诉我,他和我的情况不一样。我想也是,他毕竟是研究员,可以随心所欲。而我则是新人,不能向他那样挥洒自如。但金先生明确告诉我,不要把眼光只盯着国内。因为我们从1994年开始,就对国内的研究状况基本摸清楚了。我们的研究在全国还是属于最前沿的。社科院哲学所的一大任务就是发现国际上新的研究动态。就像社科院发现美国的未来美国新型社会资本的核心,把研究和建设信息高速公路作为美国科技战略的关键部分和国家最优先的任务那样,刚一露头社科院便立项对其进行研究。

 

2001年金吾伦先生退休了,和他一起退休的还有其他老先生。新任命的研究室主任也调走了。研究室处于人员青黄不接的年代。于是所领导便把我任命为研究室的副主任。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必须为研究室的学科建设贡献力量。而非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我在跟随金先生干课题的几年里,时刻关注国际上信息的哲学研究方面的动态。在2001年底,我在网上发现了旅英意大利学者Luciano Floridi的一篇文章“什么是信息哲学”。当时由于跟随金吾伦先生干课题,虽然看了该文几遍,但也没有太往心里去。可是当我被任命为室副主任时,我觉得这篇文章似乎还有点儿意思。到了2002年我看出来,这是国际哲学界关于信息的哲学研究的新动态。我马上写了“当代信息哲学的背景、内容与研究纲领”一文,发表在2002年第2期的《哲学动态》上,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我国第一篇介绍国际哲学界关于信息的哲学研究的趋势性文章。

 

我又回过头来仔细研究那篇“什么是信息哲学”的文章。发现它堪比维也纳学圈重要成员费格尔所写的“逻辑实证主义:欧洲的一个新哲学运动”的宣言性文章。该文所阐发的思想和观点曾在国际哲学界进行过广泛的论辩。譬如,1996-1997学术年Luciano在意大利巴里大学就“认识论与信息技术”这个题目作过系列讲演;然后是1999—2000年,他作为认识论的访问教授在罗马第三大学教授信息哲学;在《应用逻辑》学术报告会(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和威斯特学院,1999年11月26日);在《计算与哲学》学术报告会(伦敦大学国王学院,1999年2月19日);在1999年美国哲学会东区会议由APA委员会安排的关于哲学与计算机的特别会议(波士顿,1999年12月28日);在第四届世界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多主题年会(佛罗里达奥兰多,2000年7月23-26日)等。

 

八、对国际信息哲学进行深入研究

 

我在2001年底,将我发现“什么是信息哲学”这篇文章的事情告诉了金先生。他非常高兴,让我继续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他告诉我,你外语好又相对年轻,要格外珍惜这次把握到的机会。在他看来,我这回是碰到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有了金先生的鼓励,我于2002年回家探亲时,将“什么是信息哲学”一文翻译出来了。在翻译过程中,我发现这不只是个信息的哲学研究问题,它不是对一个问题的研究,而是围绕着“信息”,建立的一门新的哲学学科!这真是太好了。我也没想到,在关注国际动态上我能见到这么大一块资源。我后半辈子就做信息哲学研究便足够了。任何一小块内容都够我做很大的文章。

 

过完春节回到所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世界哲学》的编辑,把我翻译的稿件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尽快将其刊出。同时我也去电子邮件和作者取得联系,当时那篇文章在国际上也没有发表呢。后来作者和准备刊登其文章的《元哲学》编辑部的主编协商,又经《元哲学》与其出版商和版权部门的同意,最终的答复是希望先出版英文本再出版中文本。Luciano的这篇文章是第一篇首次用英文之外的语言发表的。英文和中文同时发表在同一年。经过我的研究,写出“从信息的哲学问题到信息哲学”一文,刊发在2003年第1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上。这是我国学者撰写的首篇研究性质的文章。从此“信息哲学”,而非“信息的哲学问题”便在中国诞生了。从某种意义讲,这也是金先生要一个会外语的学生的良苦用心吧。毕竟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西方国家相差挺远。

 

Luciano还主编出版了一册《布莱克维尔计算与信息哲学导论》的“入门”书。我发现后立即找到商务印书馆,请他们赶快下手买下版权,由我领衔将其译成中文。该书也是布莱克维尔公司出版的一套丛书之一册,据说该套丛书的版权被哪所大学买断。可唯独《计算与信息哲学导论》被商务“抢”到手。我则从2004年的样子便领衔翻译该书。一共经过五个年头,该书终于在2010年由商务印书馆分上下两册出版。比山西大学领衔翻译的著名大部头《科学哲学手册》中的《信息哲学手册》早问世整整五年。更重要的是,《导论》和《手册》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前者是教学参考书为学生服务,后者是工具书为专家服务。前者属于学科基础,后者属于学科建设。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又通过中国社科会科学院和英国学术院的官方协议,在2008年将Luciano请到中国。分别在北京(4场)和西安(1场)两地做了五场学术报告。为我国信息哲学的下一步发展进行了“活生生”地布局。从2001年到2010年这10年中,我的主要任务都放在信息哲学的翻译和研究上。尤其是我自己的独立研究更是富有特色。

 

九、强调术业有专精理论有创新

 

曾记得我于2005年到瑞典开国际会议时,讲到莱布尼茨,同行学者却不知道莱布尼茨与中国有过如此深的渊源。莱布尼茨毕生生均有中国情结,生前曾出版过《中国近事》。临终前最后的哲学著作也是关于中国的。把莱布尼茨带到信息哲学的探究便顺理成章了。而且莱布尼茨还是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传统的逻辑学到莱布尼茨那里产生了新的变化。莱布尼茨是数理逻辑的先驱。

 

我从2001年左右开始研究国际上新兴起的信息哲学。至今差不多有20年的样子了。2008年国际上信息哲学的创始人Luciano Floridi来华所做的第一场讲演在哲学所,题目是“理解第四次革命”,即他所谓的“图灵革命”,前三次他也以三位科学家命名,哥白尼、达尔文和弗洛伊德。他这样讲有他的道理。“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曾说,他的工作受益于布尔和图灵的思想。现在我们用的计算机都没有脱离冯诺依曼架构,具体地说,现在计算机的就是布尔-图灵工作的外壳。

 

“第四次革命”很有时代感,因为现在计算机可谓无孔不入。可是我又觉得缺点儿什么,也就是说,他所谓的“革命”不够大气。完全拘泥在图灵身上似乎抹杀了其他学者的贡献。由于他是讲的是信息哲学,而非单纯的逻辑学。逻辑学自然是哲学的一部分,可也仅仅是一部分而已。那么讲哲学应该从哲学方面讲。我就提出了信息哲学的问世是一种大的哲学传统的转换,这种传统就是形式传统。牟宗三先生称其为莱布尼茨-罗素传统。后来我又觉得我这样做似乎还不行,不足以将中国的贡献完全体现出来。

 

莱布尼茨曾见到过法国来华传教士白晋送给他的邵雍的六四卦方圆图。正是他们共同发现邵雍根据其先天学所建立的伏羲六十卦序,本质上就是六位二进制数序表。莱布尼茨的二进制算术的问世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可是他的二进制算术和当代的计算机无关。因为当代的计算机用的是布尔代数,而非莱布尼茨的二进制算术。

 

我提出过两个理论,模态信息论和计算结构论。这就是我的理论创新。模态信息论曾在多个场合讲过。专业人士能明白我讲的是什么。我曾在斯普林格所办的英文版《中国哲学前沿》发表过一篇文章,“信息哲学与未来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基础”,其中重点讲了这个问题。国外学者对我的理论非常感兴趣。例如,俄罗斯科学院主办的《哲学问题》在其创刊60周年之际,俄罗斯学者波波夫专门到哲学所找我,希望我同意将我发表在《中国哲学前沿》英文版上的那篇文章翻译成俄文。我所专门从事俄罗斯哲学的同事告诉我说,我在俄罗斯和白罗斯还有一定的知名度,就是因为《哲学问题》上的这篇文章。2018年8月北大承办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我应邀出任第72分会“信息和数字文化哲学”的中方主席,会后白罗斯学者顺访我所。现代外国哲学室的同事给我发来照片,说拉扎列耶夫教授便是欣赏我的在《哲学问题》上发表论文的学者之一。

 

十、嘱咐我不要给柏拉图做注脚

 

英国哲学家和数学家怀特海曾说过,“整个西方哲学史不过是给柏拉图做注脚”。金先生对这一点大不以为然。他自己的《生成哲学》就是根据老子的“道”展开的,而不是从柏拉图开始。所以他对我也特别强调,要有自己的特色,不去给柏拉图做注脚,要给中国的哲学家做注脚。

 

那么如何避开不给柏拉图做注脚?还是要回到我的理论创新的工作上。模态信息论只是讲了信息这部分,可以说半脱离了柏拉图的注脚。可是计算结构论基本就是提出个名称,没有做具体的工作。由于没有这部分的工作,我提出的形式传统,在哲学上就不能完全立住。布尔代数与中国一点儿关联都没有。这时我又想到了莱布尼茨,他发现邵雍的六四卦方圆图为二进制数表。那么布尔代数也是二元的逻辑运算。可是如何将邵雍的先天易图与布尔代数联系起来?如果这个问题得以解决,我就不去为柏拉图做注脚了。如何让邵雍的先天图和布尔代数衔接起来,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之一。

 

离散数学是计算机的理论基础,其中有一个重要分支就是格论,德国的数学家戴德金和数理逻辑学家施罗德都对格论做过研究。1900年戴德金在研究对偶集时发现了格。于是便从数论的角度进行研究,由于看不到应用前景也就放手了。施罗德又从数理逻辑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对格论有了很大的推进。最终美国数学家伯克霍夫于1940年出版了《格论》一书,彻底使其成为离散数学的一个分支。后来,数学家发现布尔代数就是一种特殊的格,叫有补分配格,又叫布尔格。

 

格论就是我所寻找的数学工具。早在1989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的董光璧先生送给我一本他写的《易图的数学结构》。里面专门就是讲易图的。我对这些图非常感兴趣。而且也根据该书写过递归论的文章发表。后来我认为易图中还有可以挖的资源。传统的易图大都是二维的,很难看出哈斯图的影子。这可能与中国人缺乏透视感有关。从二维的先天八卦图中,我就对其进行了三维的哈斯图重构。我构造出的偏序集哈斯图恰好就是格论中的有补分配格(布尔格)。这样便将先天图和布尔格斜接起来。这个跨度有1000多年。我用现代的数学工具,从历史上将形式传统的根彻底上溯中国,2017年底,我在《哲学动态》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论先天易图与布尔代数的等价性——从格论的观点看”,将邵雍的先天图和布尔代数衔接起来。把形式传统的根彻底回溯中国。我认为无论是在哲学上还是在数学上都很有意义。同时也圆了我构建计算结构论的梦。那么我提出的形式传统的转换也就站住脚了。这不仅仅是理论创新,而且也满足了金吾伦先生要我不为柏拉图做注脚的嘱托。

 

都说一个人要有点儿成就,需要几个条件。一、三分才华;二、六分运气;三、一分贵人。这三者缺一不可,尤其是一分贵人,更是在你关键的时刻让你的才华和运气发挥出来的不可或缺的人物。而金吾伦先生就是我这一生所碰到的贵人!我这一生碰到了金先生这样一位好师长,可以说是我最大的福分!

 

转眼之间,金吾伦先生离开我们一年了。我写这篇文章就是为了悼念和回顾他生前对我的影响和教诲。

 

 

初稿于2018年3月28日

次稿于2018年5月2日

三稿于2018年7月27日

四稿于2018年8月北京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期间

五稿于2018年9月10日南戴河度假村

六稿于2018年9月20日中秋节

七稿于2018年10月27日

八稿于2018年11月22日

定稿于2019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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