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我已经正式通知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社科院讲完之后，下一步就研究会介入了。研究会安排了四所学校，北京理工大学、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很庞大，下面有很多分会。当年我的导师也弄了一个学会，叫信息网络与科学基础学会。设在北京理工大学。我在这个学会是副会长，会长是理工大的一位老师。自然第二站就移师北理工了。凡是有外国学者来访问，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长都要出面接待。北理工似乎也比社科院有钱，他们招待得还不错。

一、

北理工基本就在大学区了，但还是以北理工的教师和学生为主。有学生人就多，显得就热络。Luciano讲得也挺大劲。讲座也安排在大教室，与社科院截然不同。我要到就是这种效果，在哲学所讲，来的人不会太多，所以来大学还是不错。本来没他夫人什么事，可是北理工为了不浪费资源，趁火打劫，请他夫人也讲一下。人家也盛情难却，在另外一个教室讲了一会儿，我估计也是普及介绍性的。不可能讲到前沿问题。毕竟北理工不是搞脑科学教学的学校。

第二场与第四场讲演具有内在的联系，在顺访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时他并了题为“认识论：相关信息”（Epistemology: Relevant Information）的专题报告（第二场）。Luciano先是简单的介绍了信息哲学问世的主要学术背景及其所涉及的研究内容，然后又把信息分成三个维度做了分解，即作为实在的（as），用于实在的（for）以及关于实在的信息（about）。他的这场报告主要集中在“关于实在的信息”，亦称“事实信息”（factual information），主要内容涉及信息与事实相关性的理论问题，以及各种理论的优点和缺点。Luciano的报告重点阐发了从认识论角度考虑信息的“相关性(relevance)”概念。信息在何时是“相关的”，他认为有两个要素：就特定境域提出一个问题，需要提供某信息作为答案；而关于该特定境域的信息则回答前述问题。分析这两个方面，弗洛里迪认为信息的相关性正是提出问题的概率和答案满足提问的概率的函数。关于答案，弗洛里迪提出了合适度(adequacy)概念来衡量。答案回答问题的合适程度涉及准确度(accuracy)和精确度(precision)两个方面。而合适度则是这两者的函数。Luciano关于何谓“相关的”信息的分析从提出问题开始，先给出初步答案，然后分三步对初步答案一次次修订，最后得出结论：信息处理中介要求持续高水平地处理相关信息以实现相关信息间以及与其存在于其中的环境间的成功互动；教科书中的信息理论没有回答语义学的信息相关性的本质问题；主观主义的解释可以就数种重要的应用问题以及有关信息相关性概念的说明做出满意的答复；他本人提供的解释为相关性的一般理论提供了一直缺失的基础。

毫无疑问，他在北理工讲的内容与我们讲的完全不一样。难怪底下的学生听不懂。就连主持人的评论也是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的，这令我始料不及。

二、

第二场在人民大学。人大的老师大概了解了北理工的情况后，没有找人评论，而是把我叫上，让我当评论人。他们来主持。我想也行，因为我看他这场的内容我似乎还能插得上话，也就答应了。由于我曾翻译过关于信息伦理的书，对这部分内容还熟悉，所以我个人认为评价尚好。就是因为这次活动，有一些专门搞信息伦理研究的人也请我去。

他作了题为“道德：信息伦理学的性质与范围”（Morality: the Nature and Scope of Information Ethics）讲演（第三场）。Luciano认为信息与基于数据的社会的发展引发了许多伦理问题。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20世纪50年代早期，首先预言并开始研究这些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曼纳（Walter Maner）提出了“计算机伦理学”（CE），其研究领域是“由计算机技术加剧、转化或者制造”的伦理问题。后来，人们渐渐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伦理问题的产生不是由于特殊的技术而是源自技术所要处理的原始材料——数据或信息。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研究者开始从事“信息伦理学”的研究。Luciano的信息伦理研究小组（IEG）在这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讲座将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讨了半个世纪以来有关计算机伦理学的根源，计算机伦理问题的种类、解释与方法，以及作为计算机伦理学基础的信息伦理学；第二部分则重点讨论的是标准道德理论与非标准道德理论，并重点回顾了过去半个多世纪所存在的伦理问题。Luciano认为，他们所提出的信息伦理学作为一种创新的非标准伦理学是可以用作计算机伦理学的基础的。在计算机伦理的独特性辩护中，存在着所谓“无解的”、“职业的”、“极端的”、“保守的”以及“创新的”的诸多途径。Luciano认为他们的理论属于“创新的”途径，因为传统的元伦理学是不充分的。信息与通信技术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并引起许多新的道德问题。这些问题并非新瓶装旧酒，而是需要我们进行重新思考，在方法论上确定我们的立场所在。另外，他还就信息在伦理学中的作用，道德行为的信息式模型，如何拓展道德施动者（moral agents）和道德受动者（moral patients）的种类，以及信息伦理学的应用等诸多应用问题。

三、

最后又来到北京大学承泽园科社中心作了题为“本体论：实在的信息本质”（Ontology: the Informational Nature of Reality）讲演（第四场）。他先从所谓的“数字本体论”（digital ontology）讲起，然后进入主题。首先，他提到了楚泽（Kanrad Zuse）这位德国物理学家，是他第一个提出宇宙正在被某种巨大的离散的计算机所决定。这便是著名的“楚泽论题”（Zuse’s Thesis）。但是，这个论题是否正确呢？于是，Luciano进一步追问，宇宙倒底是模拟的还是离散的？他认为拥戴模拟论的哲学家有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笛卡尔以及黑格尔等；而拥戴离散论的就只有毕达哥拉斯和莱布尼茨。那么，在这个图景下，他又问康德在哪里呢？从中不难看出，他基本还是沿着物理学家的途径往前推进。他认为数字本体论无论是在物理学上还是在形而上学都存在着问题，并举出爱因斯坦的例子来阐明他的论点。接下来，他又提出所谓的“思想实验”（Gedenken Experiment）来从理论上论证宇宙既不是模拟的也不是离散的的假设。在完成了他的思想实验后他便提出自己的见解，即所谓的“抽象的层次”（LoA）理论，这样便可以走一条中间道路，在他看来，模拟与数字的二分很可能都不正确。之所以可能不正确是在于无论那种方式，它们都是一种表征存在的模式。最后他则提出两种“结构实在论”（Structural Realisms），一种是ESR（Epistemic SR）；一种是OSR（Ontic SR）这就构成了一种“二律背反”。那么如何克服这个二律背反呢？他认为信息哲学提供了答案。这就是他提出的信息实在论（Information Realism）。根据信息实在论的两条本体论承诺，知识是一个不断的语义建构的过程，而非表征的过程。实在并非知识之源（source），而是可以被利用、操控和处理的资源（resource）。世界是不断动态地提供数据结构的总和。那么，康德不可知的物自体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了，而并非人类不可及的，它可以作为人类的一种可以不断在认识上延伸的资源。因此，说世界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没有一点意义。这是弗洛里迪自己独到的见解，目前在国际上依然有许多争论。有兴趣者可以看他网站上的学术论文“反对数字本体论”（Against Digital Ontology）。

这部分内容在国际上争论比较大。他为自己的辩护也很牵强。走一条新康德主义的进路是否可行？毕竟来中国可以这样讲，国人觉得新鲜，但在国际范围，人家就不一定同意你的这种说法了。至此，北京的四场学术讲演结束，他们夫妇便去了西安。

朋友讲，他在西安讲的题目为“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An Outline”。据说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样他在中国的Lecture Tour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