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哲学》发表Luciano的文章确定了。在进一步沟通的过程中，他希望我把他早先写的《哲学与计算导论》（Philosophy and Computing: An  Introduction）也译成中文。我已经翻译了《世纪道德：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和《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这两部著作，都是首次将信息伦理和虚拟现实的议题引进中国。毕竟它们都被信息哲学所涵盖。现在从事信息伦理和虚拟现实问题研究的，有时也来找我。还是因为我在这两个领域先走了一步。因此，Luciano的那本书对我而言就没大吸引力了。当然，从他的角度出发，肯定希望在中国多介绍自己的东西。可我作为哲学所的研究人员，翻译不过是研究的手段不是目的。我是研究系列的而非翻译系列的人员。对我来说，评职称、拿课题，有再多的译作也没用。倘若我能写出论文和专著来，那就不一样了。

一、

翻译还是要做一些的。我编译发表了他写的另外一篇较长的文章。前面的那些重要意义之类铺垫话占了文章的一大半，我把它们统统砍掉。我觉得没意义，倒是后来那部分他提出的若干问题还是有点儿意思。那篇文章叫“信息哲学的若干问题”（Open Problems  in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2004）。由于不是全文翻译，而是摘译，和他打过招呼，我就直接编译发表。这些所谓的“Open Problems”是Luciano的个人看法，别人是否承认？那谁也不清楚，可他毕竟提出来了。那就先姑且认为是吧。当然，他还有第三篇文章“信息哲学的抽象层次法”（The  Abstract  Methods to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都发表在《世界哲学》上。这三篇文章分别构成了信息哲学的宣言、论域和方法论。为我国信息哲学的研究指明了一个方向。我论文翻译的过程就结束了。尤其是第三篇，方法论不一定按你说的去做呀，因此我就让我的博士后先拿个初稿，然后我在做精加工，到2013年才发表在《世界哲学》上。

对于信息哲学，我要进行有特色的研究，跟在他们后面跑是没出息的。说实在的，国际上有了信息哲学这门学科，我还面面俱到不成？我只是将其引入中国，我最看重的是是我写的第一篇论文。以后余下的都是我个人的工作，因为信息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由于我的工作，已经在中国诞生了。至于以后如何发展，就不是我的事情。“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难道还不知足吗？

还有另外的原因，他自己在国际上不过是一派而已，我不能总是跟在他后面跑。那会是个什么情况呢？而且信息哲学在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子，也在未知之数。那时我的兴趣并不都在翻译上。后来他又曾屡次提到他写的一本小册子，那是牛津大学出版的各专题的丛书。他在其中写了一本《信息小史》（Information：A Very Short  History），我倒是答应为他翻译。可那套丛书的版权，分别由中国的南北二大出版集团买了去，作为通识教育读本出版。我说不知道哪家出版集团买去了你写的那本书，我总不能厚着脸皮找上门去吧？后来我的学生对那本书感兴趣，分别去找，也没找到。我希望他能从英国那边试一下，或许还有希望。我也知道，他也为难。书写完了，卖给了出版社，作者就没有权利处分。

他还写过一本《第四次革命》（The Fourth  Revolution）的书，版权被北京湛庐文化公司买去，他还是推荐我翻译。但Luciano的这个主题，对我并不新鲜，从题目上看，也不会让人觉得是部哲学的书。我和湛庐的人说，翻译在科研教学单位不算研究成果，只算工作，就像办公室、科研处的行政工作性质一样。对研究人员来说做翻译没有意义。再加上我实在无法腾出时间翻译那本书，也只好婉拒了他们的好意。将信息哲学这门学科介绍到中国就够了。至于其他，我先不去考虑。信息哲学无论对谁而言，都是个“富矿”。

二、

有人觉得从事人文社科研究的不累，不就是坐在那里抄抄写写吗？而且有人知道社科院每周只去一次，却说出你们又不上班。这真让人啼笑皆非，难道我们两眼望天，等天上掉馅饼？我只好回答道，不是去单位上班，而是在家上班，办公地点不同而已。他们也许不清楚，在家上班与朝九晚五的区别。其工作量只有大，没有小。另外，我想他们一定是没有试过，或者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研究。体力上不累，但却累心啊。

我的研究工作逐步有了起色。可是到了2004年，我却面临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是活着还是死掉？我的心脏终于顶不住了，社科院的合同医院是同仁医院。到医院去看病，医生说要我住院做心脏手术。换二尖瓣和主动脉瓣，我知道这是迟早的事情。我从1964年左右念小学时就被诊断患风湿性心脏病。而且还因此修学一年。现在歪歪扭扭走过了40个春秋，再也撑不下去。

适逢我父亲的学生在同仁医院心脏外科中心做负责人。那必然请他出面帮忙了。也就是在北京啊，其他地方哪里有这种医疗条件。他从外单位专门请来换瓣的专家操刀。我记得清清楚楚，上台之前，单位好多同事都来看我。我自然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但毕竟是开膛破肚，这真说不好能否下得来台。死在手术台上的虽不多见，但不是没有。难道我就不会死在台上吗？我相信现代医学，死在手术台上的是小概率事件。概率，我曾翻译过加拿大科学哲学家哈金的《驯服偶然》一书。书中说，这世上有三种骗人的玩意儿，一是概率，二也是概率，三还是概率。概率就是有百分之多少的问题，属于统计学的范畴。可是如果那个小概率事件落到你头上，就不是百分之多少的问题，而是百分之百的事！那我肯定就死定了。

两大关，首先就是麻醉。大的外科手术都要全身麻醉。有人在麻醉过程中就死掉了。麻醉师在医院是单独的一项职业。在动手术前，要与麻醉师签字，实际上就是个生死合同，在麻醉过程中你就死了，他没责任。其次，是与外科大夫签合同，手术失误也不能怪大夫。同时换两个瓣膜，还要体外循环，手术还是有风险。尤其是手术完了之后，高压电击心脏没恢复跳动，那人就没了。大夫术前把这些风险统统讲明。这还有什么说的？都这样了，也还是希望活呀。夫人这时的韧劲出来了。相信大夫，不会死掉的，在麻醉和手术单上签了字。

果然我没有死掉，活了下来。我终于明白了，大夫所谓的手术成功了意思。就是告诉你，你没死在台上，我们的生死合同可以解约了。后来看到我心脏二尖瓣的病理切片报告，说都呈“玻璃状”！手术成功了，接下来就轮到我受罪了。谁体验到撕心裂肺，生不如死的感觉。手术后我的心率一会儿200多次，一会儿30多次，还检测到不跳的情况。心慌的就像坐过山车那样。后来又装了个保命的起搏器，心脏才围着60次左右跳动。当时我都有点儿绝望了，同仁医院旁边有个法国的天主教堂，我曾到那里跪着，祈祷上帝保佑。这时我知道宗教的意义何在了。当人对自己的命运无法把握时，宗教便会安慰你。也体会到，西方人为什么临死前要有牧师在场。但我还是觉得活着比死了好，至少能够见到人间多少光怪陆离的事情啊！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女儿陪我一同看了一场刺激性极大的赛车电影。我的心脏没事，没有由于画面的刺激而感到不舒服！

由衷感谢哲学所的同事以及哲学所。他们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对我的关心与呵护，让我感动。有许多人我们成了好朋友。几十万的医疗费，在当时那可是不小的一笔钱啊，但哲学所全部给我报销了。要是让我自己掏，我家就破产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话没错！但我还是要终生服用华法林这种抗凝药，也是够烦的，好赖这种药不贵。从那以后，惜命是第一位的了。研究成了第二位，我不再去为是否有课题而烦恼。我在哲学所就申请到一个6万元的课题。到我出版书的时候，出版商还要了4万，这年头，也只能如此。

三、

住了20多天院，我整个人瘦到85公斤。然后晃晃悠悠地出了院。休息了二个月的样子，就开始返所上班了。研究还是要继续下去，因为我的一篇稿件被在瑞典召开的E-CAP（欧洲计算与哲学大会）接受了。还希望我能做一个小时的大会报告。2004年做完手术，2005年要去瑞典开会。也就一年来的时间，其中还有好多事情要办理。所里大概看到我能在那个会议做一个小时的大会报告，答应给我出一半费用，也就给我报销往返机票。对方负责地面开支。与瑞典方面协商，会议同意这样办。那么我就面临这一系列的公费出国的手续以及后来的签证等。这都是很费劲的，我那是第一次出国，什么经验都没有，走了不少的弯路。至于什么弯路，我都不记得了。反正稀里糊涂就出去了。

我为E-CAP投的稿子题目是“通向信息哲学的东方进路”（An Oriental Approach to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由于有了“东方”，有了中国学者，看我的文章的研究进路的确不同于他们的，所以便同意我参加会议并做一小时的大会发言。出国了，看不见自己家烟囱，一切都要靠自己。幸亏我会点儿英文，能说能听，能做学术交流。因此也没有那么害怕。会议地点在瑞典中南部的韦斯特罗斯市的马拉达伦大学。韦斯特罗斯市没有机场，要在另外一个机场下飞机，然后坐通勤车到韦斯特罗斯市。落地后的安排会议都给办好了，我按图索骥来到给我安排的旅馆。很温馨，就在街角。隔着落地玻璃窗喝着咖啡看着瑞典的风光还是很惬意的。

可是不要忘记，我来是开会的，不是赏景的。我的报告被安排在2005年6月4日早晨。上台前还是有些紧张，毕竟是第一次在国际场合上讲自己的研究成果。不过后来一想，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既然来了，我就大大方方上去讲就是了。因为我发现有些非英语国家的学者英语发音，比我的差多了，那我还怕什么。果然，我的报告效果还是不错。会议没有出版论文集，而是将主要的论文编成一本专著出版（Information, Computation ,Cognition：Nexus and Liminal）。我的那篇文章成为该书的第六章。与Chatin(IBM科学家，算法信息论的创始人)和Luciano（信息哲学的创始人）等学者，排在一起。事情过去了10多年，从ResearchGate的统计来看。我的那篇文章被阅读和下载的次数是最多的。

这篇文章先是用英文写的，回国后根据中国国情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后，发在《哲学研究》上。就是这篇文章，为我打开了通向国际的道路。对于我个人而言，一方面是引进来，另一方面就是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