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兹事体大而允，寤寐次于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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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t can also be liability!
日本这次由地震所引发的核安全危机给中国宏观决策层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
国家的巨大固定资产有可能转化成为国家的巨大债务。
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这次日本的善后工作就可看出：核电一旦出事，事故后的清理工作有可能将一个公司或一个国家卷入经济的泥潭里。它不像简单的一辆汽车，坏了就坏了，拖到垃圾场还能当废品卖点小钱。
中国近期的固定资产投资狂潮，如核电、特高压线路、高铁、住宅保障房、机场等等，虽然国家在做宏观决策时，认为固定资产是一个良性投资，所以不惜血本，以此规避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但是，如果高层决策时没有树立上面这种思想，有可能为若干年后中国的可持续性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美国MBA项目管理课程中，将上海浦东机场到虹口机场的轻轨项目列为不计成本效益分析的典型案例。中国住宅平均使用寿命不到30年，远远低于设计使用寿命，就是一种巨大的国民财富的浪费。圣上不可不察！
关于中国的核电建设，高层决策层也许仍然陶醉在近二十年来在基础建设的巨大成就当中，以为 核电也像城市发展、高速公路、国防建设那样，集中力量就能办好（其实其中的问题也很大，只是被发展的高速所掩盖了而已）。核电是一个安全要求非常高，系统性非常强的产业， 可是我国在核工业方面的人才培养，却并不到位。虽然秦山、大亚湾等核电站自建设以来就不断加快人才培养的速度，这几年许多高校也增设了核工程专业，但是，在当前高等教育管理中对高校自主办学的刚性约束没有解除的情况下，新设该专业的学校无法真正结合他们的特长，培养有特色、有特长的核工人员。可是核工业是一个系统工程，在任何一个环节上出现问题，最后都会在这个环节上体现出来。
我曾在王铮老师的一篇博文中做过类似如下的评论：
我关心的是内陆筹建的那些电站的地质选址情况，从环境选址上来看，值得推敲和质疑的地方太多了。目前一下子那么多厂址向核安全管理部门申请执照，地质地震风险评估，不是三两天或三两个月能做得出来的，也不是单纯地凭借人力就能做得出来的。当前国内是否具有足够数目的、真正懂得如何做核电站地震风险评估的人员，这一点我很是怀疑。如果各个部门催促交货，即便是真正的专家，也要因为穷于应付，最后为社会为后代留下巨大安全隐患。
再夹点私货吧。最近又看到说江西要筹建七座核电站，其中拟建的万安与峡江两个位置，目前已有两个水电站。夹在这两个水电站中间，还有一个目前正在建设的、离我家不到三公里远的一个水利灌溉型电站。在这样不到350公里远的赣江中上游，已有三个水电站。现在还要在一头一尾站两个核电站。一旦造成核污染，四千多万江西人民，被影响的至少达到两千万，江西最为富饶的区域几乎全部受到影响。
核电这种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实际使用寿命，并不是设计寿命所说的四十年、七十年。它很有可能是一百年、两百年。目前发达国家的核电工业都在忙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给已有核电站做延寿。没有哪家电力公司愿意让一个核电站过了使用期就简单地关闭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就是明例。
使用期越长，其不确定性越大。如何充分考虑这些不确定性的影响，并不是随随便便“研究”三两下就能交差的。这里只要谈两个问题，一个是地震风险性评估。在当前地震科学研究仍然很不全面的情况下，对地震带活性的不确定性要有足够的保守估计（见嵇少丞教授博文），同时对地震所引发的次生灾害也要有足够估计。多极端事件的强相关性，在这次日本地震中反映得相当明显，也是工程界最应汲取的一个教训。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对气候变化影响的估计。近二三十年来，我是看着赣江、湘江水位一年比一年低的。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是科学，而不是政治。在对内陆核电的项目评估时，对水文学研究亦要全面深入。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赣南连续六个月、八个月不下雨，这几个核电、水电站是否还有足够的水量以保证生产？谁又能保证在极端气候环境下又会伴生出另一个什么样的极端事件出来呢？
不要迷信系统设计。技术永远有漏洞，这就像软件设计一样，BUG存在的概率是100%。BWR当年设计建设的时候肯定是认为“绝对安全”的，如果他们对安全有任何疑问，我想他们也不会建。问题都是逐渐暴露出来的，有些可以弥补，有些却不能弥补。福岛BWR中的压力抑制池，也就是2号堆炸掉的那一个，在70年代末美国NRC已经发现了问题，可是又能怎么样呢？已经建在那里了。
不要太相信美国NRC或EPRI的PRA报告。（顺带说一下，PRA，概率风险分析，在国内叫PSA，概率安全分析。到底是风险，还是安全，就看这个态度的差别了）。PRA自WASH-1400自来以后，一直饱受诟病。那些脱离底层技术活太久的“战略型”专家们要永远记住这样一句话：模型除了自己相信外别人都不相信。PRA里头太多无法验证的假设。日本福岛电站，如果按对美国一个类似电站的PRA的结果，其在Station Blackout情况下的条件堆芯熔化概率，是3.65x10E-5，可是现实呢？
对于环境评估，我是外行，没有发言权。但是，我去年参加了西安的第十八届世界核工大会，听到了中核电某位权威（我想也是整个中国核电安全的权威，最近网上盛传其中子与水摩擦生热的故事）对AP1000的评价之后，对国内核电工程领域的工作作风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为此我去年曾经在博客里写过，后来删了。那位权威的报告，全程30分钟（本来18分钟），全在那里为AP1000唱赞歌，几乎就是在那里念西屋的宣传册。给人的感觉，他简直就是美国派到中国的代理。这只能说明，他根本不了解这个设计（虽然我比他更不了解）。中国现在全面引进AP1000技术，可是这个技术国外已建成运营的还没有。中国吃螃蟹没问题，问题是一次吃那么多，小心中毒！日本福岛电站使用的BWR也是在美国建设BWR没多久上马的，这种历史教训我们要汲取。
在当前中国官僚学风的影响下，专家被官员和资本绑架，这在很大程度上给核电安全带来了系统性（是systemic, 不是systematic）风险。我们的专家，一定要秉承科学良心，为子孙后代的福祉负责。在这些对公共安全与健康影响巨大的工程项目，如何充分论证都不为过。
说着说着又跑题了，看来我心中还是放不下这个核电安全。
仍然回到固定资产投资会变成债务的问题。另外一个典型例子是投资建房。根据我对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分析，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目前大多数地区，从大的层面上讲，住宅房屋过剩。先别激动，我说的是城乡住宅面积加在一起。虽然有人说，中国城市化，农村人口进城，商品住宅仍然缺乏，这一点我可以认同。但是，我们知道，目前在城市打工的农村流动人口，先是在农村盖房，没过几年又在城镇买房。这个时候，农村盖房就会成为今后的一个负担，我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又要兴起一场轰轰烈烈的“退房还林”、“退房还耕”运动。现在农村在试行“建设新农村”工程，可是拆除老房成了一大阻力。有些农民明确要求，拆可以，国家先补偿。这时，本来的资产（从国家层面上讲）成为了一种债务。在这个问题上，国家是否可以出台某种政策引导农民的建房习俗？
水平有限，也越来越觉得自己像祥林嫂。但是兹事体大，请各位大人不可不察。
这些天来的忧国忧民到此告一段落，今后一段时期内埋头小资了，最多也只是不定期更新已有的两个技术类博文。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103568-4247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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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篇：科学网真是太有趣了 --- 另附重要建议一条
日本这次由地震所引发的核安全危机给中国宏观决策层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
国家的巨大固定资产有可能转化成为国家的巨大债务。
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这次日本的善后工作就可看出：核电一旦出事，事故后的清理工作有可能将一个公司或一个国家卷入经济的泥潭里。它不像简单的一辆汽车，坏了就坏了，拖到垃圾场还能当废品卖点小钱。
中国近期的固定资产投资狂潮，如核电、特高压线路、高铁、住宅保障房、机场等等，虽然国家在做宏观决策时，认为固定资产是一个良性投资，所以不惜血本，以此规避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但是，如果高层决策时没有树立上面这种思想，有可能为若干年后中国的可持续性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美国MBA项目管理课程中，将上海浦东机场到虹口机场的轻轨项目列为不计成本效益分析的典型案例。中国住宅平均使用寿命不到30年，远远低于设计使用寿命，就是一种巨大的国民财富的浪费。圣上不可不察！
关于中国的核电建设，高层决策层也许仍然陶醉在近二十年来在基础建设的巨大成就当中，以为 核电也像城市发展、高速公路、国防建设那样，集中力量就能办好（其实其中的问题也很大，只是被发展的高速所掩盖了而已）。核电是一个安全要求非常高，系统性非常强的产业， 可是我国在核工业方面的人才培养，却并不到位。虽然秦山、大亚湾等核电站自建设以来就不断加快人才培养的速度，这几年许多高校也增设了核工程专业，但是，在当前高等教育管理中对高校自主办学的刚性约束没有解除的情况下，新设该专业的学校无法真正结合他们的特长，培养有特色、有特长的核工人员。可是核工业是一个系统工程，在任何一个环节上出现问题，最后都会在这个环节上体现出来。
我曾在王铮老师的一篇博文中做过类似如下的评论：
我关心的是内陆筹建的那些电站的地质选址情况，从环境选址上来看，值得推敲和质疑的地方太多了。目前一下子那么多厂址向核安全管理部门申请执照，地质地震风险评估，不是三两天或三两个月能做得出来的，也不是单纯地凭借人力就能做得出来的。当前国内是否具有足够数目的、真正懂得如何做核电站地震风险评估的人员，这一点我很是怀疑。如果各个部门催促交货，即便是真正的专家，也要因为穷于应付，最后为社会为后代留下巨大安全隐患。
再夹点私货吧。最近又看到说江西要筹建七座核电站，其中拟建的万安与峡江两个位置，目前已有两个水电站。夹在这两个水电站中间，还有一个目前正在建设的、离我家不到三公里远的一个水利灌溉型电站。在这样不到350公里远的赣江中上游，已有三个水电站。现在还要在一头一尾站两个核电站。一旦造成核污染，四千多万江西人民，被影响的至少达到两千万，江西最为富饶的区域几乎全部受到影响。
核电这种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实际使用寿命，并不是设计寿命所说的四十年、七十年。它很有可能是一百年、两百年。目前发达国家的核电工业都在忙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给已有核电站做延寿。没有哪家电力公司愿意让一个核电站过了使用期就简单地关闭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就是明例。
使用期越长，其不确定性越大。如何充分考虑这些不确定性的影响，并不是随随便便“研究”三两下就能交差的。这里只要谈两个问题，一个是地震风险性评估。在当前地震科学研究仍然很不全面的情况下，对地震带活性的不确定性要有足够的保守估计（见嵇少丞教授博文），同时对地震所引发的次生灾害也要有足够估计。多极端事件的强相关性，在这次日本地震中反映得相当明显，也是工程界最应汲取的一个教训。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对气候变化影响的估计。近二三十年来，我是看着赣江、湘江水位一年比一年低的。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是科学，而不是政治。在对内陆核电的项目评估时，对水文学研究亦要全面深入。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赣南连续六个月、八个月不下雨，这几个核电、水电站是否还有足够的水量以保证生产？谁又能保证在极端气候环境下又会伴生出另一个什么样的极端事件出来呢？
不要迷信系统设计。技术永远有漏洞，这就像软件设计一样，BUG存在的概率是100%。BWR当年设计建设的时候肯定是认为“绝对安全”的，如果他们对安全有任何疑问，我想他们也不会建。问题都是逐渐暴露出来的，有些可以弥补，有些却不能弥补。福岛BWR中的压力抑制池，也就是2号堆炸掉的那一个，在70年代末美国NRC已经发现了问题，可是又能怎么样呢？已经建在那里了。
不要太相信美国NRC或EPRI的PRA报告。（顺带说一下，PRA，概率风险分析，在国内叫PSA，概率安全分析。到底是风险，还是安全，就看这个态度的差别了）。PRA自WASH-1400自来以后，一直饱受诟病。那些脱离底层技术活太久的“战略型”专家们要永远记住这样一句话：模型除了自己相信外别人都不相信。PRA里头太多无法验证的假设。日本福岛电站，如果按对美国一个类似电站的PRA的结果，其在Station Blackout情况下的条件堆芯熔化概率，是3.65x10E-5，可是现实呢？
对于环境评估，我是外行，没有发言权。但是，我去年参加了西安的第十八届世界核工大会，听到了中核电某位权威（我想也是整个中国核电安全的权威，最近网上盛传其中子与水摩擦生热的故事）对AP1000的评价之后，对国内核电工程领域的工作作风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为此我去年曾经在博客里写过，后来删了。那位权威的报告，全程30分钟（本来18分钟），全在那里为AP1000唱赞歌，几乎就是在那里念西屋的宣传册。给人的感觉，他简直就是美国派到中国的代理。这只能说明，他根本不了解这个设计（虽然我比他更不了解）。中国现在全面引进AP1000技术，可是这个技术国外已建成运营的还没有。中国吃螃蟹没问题，问题是一次吃那么多，小心中毒！日本福岛电站使用的BWR也是在美国建设BWR没多久上马的，这种历史教训我们要汲取。
在当前中国官僚学风的影响下，专家被官员和资本绑架，这在很大程度上给核电安全带来了系统性（是systemic, 不是systematic）风险。我们的专家，一定要秉承科学良心，为子孙后代的福祉负责。在这些对公共安全与健康影响巨大的工程项目，如何充分论证都不为过。
说着说着又跑题了，看来我心中还是放不下这个核电安全。
仍然回到固定资产投资会变成债务的问题。另外一个典型例子是投资建房。根据我对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分析，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目前大多数地区，从大的层面上讲，住宅房屋过剩。先别激动，我说的是城乡住宅面积加在一起。虽然有人说，中国城市化，农村人口进城，商品住宅仍然缺乏，这一点我可以认同。但是，我们知道，目前在城市打工的农村流动人口，先是在农村盖房，没过几年又在城镇买房。这个时候，农村盖房就会成为今后的一个负担，我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又要兴起一场轰轰烈烈的“退房还林”、“退房还耕”运动。现在农村在试行“建设新农村”工程，可是拆除老房成了一大阻力。有些农民明确要求，拆可以，国家先补偿。这时，本来的资产（从国家层面上讲）成为了一种债务。在这个问题上，国家是否可以出台某种政策引导农民的建房习俗？
水平有限，也越来越觉得自己像祥林嫂。但是兹事体大，请各位大人不可不察。
这些天来的忧国忧民到此告一段落，今后一段时期内埋头小资了，最多也只是不定期更新已有的两个技术类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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